论刑事诉讼司法程序正义

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仅需要刑法的完整性和明确性,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探讨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功能和实现途径。关于程序正义价值理论,理论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本文就几种观点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分析。笔者认为实现程序正义对于贯彻刑事诉讼法治和联合国人权标准具有极大意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首要目标。本文就刑事程序正义的实现途径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构建以起诉、审判、辨护三权互动为背景形成的控诉平等与法官中立的理想结构模式是实现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核心内容。     

试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改革与完善

刑事再审是对错误的生效裁判进行再次审理的救济措施。刑事再审程序设计科学与否关系到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然而,就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而言,虽然它发挥了重要的纠错功能,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对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缺陷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建议。     

刑事电子数据的取证研究

近些年来,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网络犯罪率也在大幅度提升,使得刑事电子数据的运用越来越常态化。但是电子数据在受到诸多瞩目的同时也饱受争议,尤其是在取证环节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思考。本文以电子数据取证的基本原理为切入点,分析了电子数据取证的概念、特点和一般原则,并结合我国电子数据取证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就如何实现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合法性与合技术性的统一、实现取证中刑事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实现取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几对矛盾进行探索,以期发现未来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应用的应然发展方向。     

近亲属拒绝作证制度分离化模式的负面影响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近亲属的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使近亲属出庭豁免权与作证豁免权呈现分离状态,这种近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分离化模式将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造成三重伤害,阻碍程序正义的实现,阻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影响和谐价值的实现。实践中应当理性看待此制度的局限性,并为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寻求适当、合理的补救措施。     

侦查工作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分析研究

我国目前立法中还没有沉默权制度，引入沉默权制度是大势所趋。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利干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也是树立公众对刑事程序的信心。维持刑事程序正常运作的现实需要。在此情形下，我国侦查工作应有的应对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之比较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史上的两位巨人，探究二者的思想差异，对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二者的代表作《理想国》和《政治学》出发研究其“正义观”，并进行比较，分析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二者对于社会正义建立的基础和实现的途径观点各异，而对于正义的体现又有着一致的观点。     

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研究

刑事再审程序又称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出并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对判决所形成的确定力我们应当尊重,但当这种判决的理由与实体真实不一致时,我们就得为维护正义而改变判决,因为判决的确定性必须以准确性为基础.再审程序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审程序是否合理完善,直接决定了刑事诉讼目的是否能够得到充分体现.而再审启动主体制度无疑是这一程序的开启性制度.笔者拟就中国再审程序启动主题制度进行研究.     

刑事二审抗诉的难点与对策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三大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条文就法律监督手段、措施、程序作了规定。但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监督、尤其是刑事二审抗诉方面"抗的少、抗的难、抗不赢"的现象较为普遍,亟待通过完善立法、深化司法改革、改进考核办法、加大监督力度来化解,以推进刑事监督、尤其是刑事二审抗诉工作健康发展。     

论刑事立案监督的完善

刑事立案监督是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侦查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第一环节,但由于我国制度设计上简单粗略,刑事立案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立案监督对象不完整、范围不严密、监督案源信息匮乏是较为显性的,本文就刑事立案监督的完善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论强制医疗程序

强制医疗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针对实施严重社会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依法适用的特殊刑事实体措施。强制医疗程序是强制医疗措施正确适用的保障。强制医疗的性质及特点决定了强制医疗程序是一种特别刑事审判程序， 其在提起的条件、主体、期间、方式等方面及法庭审理阶段，均不同于追诉犯罪的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依法设立我国的强制医疗程序是保证强制医疗措施的正确适用、有效制止和预防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所必须的。     

关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完善性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而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没能建立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过于单一,没有层次性。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不足,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本文仅就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文章从限制死刑的适用、辩护制度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三个方面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约》确立的标准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提出自建议,认为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使其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相协调,以便我国尽早批准和实施《公约》,从而促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与完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同凡响。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初步确立,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但在整体上并未有效地遏制住刑事非法取证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从而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财政政策的伦理分析——基于程序正义的维度

财政政策不仅与经济目标相关,其背后还有密切的伦理基础。需要从程序正义的维度对财政政策进行系统而深入地伦理分析。正义是人类永恒追求价值,当代社会具有多元性特征,而程序正义则具有可见正义的伦理价值。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程序正义应做到:财政政策的选择需要遵循程序正义,财政政策的践行需要遵循程序正义,财政政策效应评估需要遵循程序正义。     

简析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不是刑事诉讼的本身,也不是独立的民事诉讼”,它是由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两种性质互异的诉讼为了一定的诉讼目的和利益合并而成的。正确理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的关系,对于如何去进一步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从分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特点入手,去分析我国此类诉讼的规定对求刑之诉与求偿之诉关系的不正确定位,并设计出笔者认为可行的两者关系模式。     

试论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及其“盖然性”理论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的普遍表述，该标准自其确立之日起，就引发人们对其确切含义的争论，本介绍了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正反两种解释，分析了蕴含其中的“盖然性”理论，认为应当将“盖然性”纳入司法证明的视野，从而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有效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     

审判中心背景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新探究

由于客观或主观原因致使被告人无法到庭参与案件庭审活动的情形,将导致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缺乏控辩平等对抗,不能保障被告人程序参与权和辩护权的有效行使等内在缺陷。但是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中止审理的弊端具有一定弥补作用,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制度运行的司法土壤之上,对其进行针对性改善后予以构建和确立,定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构建我国证据先悉程序的设想

证据先悉程序是一项在各国司法制度中普遍采用的程序,它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国刑事诉法中也有着较为原则的规定,而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原有的规定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在我国建构一个科学完整的证据先悉程序已经刻不容缓.     

诉讼程序内在价值的法律探讨

诉讼程序价值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工具性价值,二是内在性价值。一直以来,人们只着重强调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单纯把程序法作为实施实体法的手段和工具。事实上,程序不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手段或形式,它本身也是目的,它具有一种独立于程序结果的内在价值。程序不仅仅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而且是正义本身,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积习甚深的中国,讨论程序内在价值就显得     

在积极与消极之间:司法的权利保护——首起“编曲权”纠纷案的法理思考刘练军,周述荣

该文以2003年判决的一个案例为切入口,提出了“编曲”是一种独创行为的观点。认为司法应该积极地保护权利,在特定境况下采取积极主义、进行权利推定,以实现司法公平、正义之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