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的金融中介、金融加速器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本文在BGG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金融中介、投资者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将金融中介纳入信贷市场摩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金融中介自身受信贷约束时,其资产净值变化对经济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得出在双重委托代理的信用契约下,企业外部融资溢价不但受自身资产净值的影响,还受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各种外部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中金融中介的传导对经济波动造成进一步放大的效应,经济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考虑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后得到了增强。     

双重委托-代理视角下的金融中介、金融加速器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本文在BGG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金融中介、投资者的双重委托一代理模型,将金融中介纳入信贷市场摩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了金融中介自身受信贷约束时,其资产净值变化对经济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得出在双重委托代理的信用契约下,企业外部融资溢价不但受自身资产净值的影响,还受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各种外部冲击通过信贷市场中金融中介的传导对经济波动造成进一步放大的效应,经济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在考虑金融中介资产净值的影响后得到了增强。     

双重金融摩擦、企业目标转换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了一个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首次将企业目标转换和双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为统一研究框架,并以此考察经济周期波动中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因素,进而分析双重金融摩擦因素在塑造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当银行与企业、银行与家庭间均存在金融摩擦时,顺周期的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均会导致逆周期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对投资和产出产生双重加速效应,而缓解金融摩擦能够减弱上述加速效应进而有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2)由于家庭资产主要采取储蓄方式并且企业自有资金起到平滑信贷波动作用,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需求端摩擦要弱;(3)企业目标转换通过经济结构渠道对金融摩擦的加速效应起到增强或弱化效果。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应加强对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周期性的关注,平抑由双重金融摩擦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需要依据经济周期波动状况把握适度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吗

资产证券化赋予商业银行新的资金来源和扩张信贷的能力，拓展了银行的信贷融资渠道，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反过来，作为传导中介主体的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其资产证券化是否会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运用2012—2021年中国14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样本，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阻碍银行流动性创造、增加银行信贷风险、缩减影子信贷规模，从而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证券化的促进作用在城商行、全国性银行以及高信用评级的银行中显著；对银行上市与否均有促进作用，但对非上市银行的影响程度更显著。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弱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资产证券化业务有利于缓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的负向冲击，并稳定其发展。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的动态机制及其宏观效应

当前经济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宏观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更加复杂多变，货币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趋于弱化。基于此，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借助TVP-FAVAR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动态效应及其有效性。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是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传导机制，且具有时变效应；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存在期限特征，企业金融化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随期限而改变；企业金融化显著影响货币政策动态调控效果；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动态机制的宏观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主要创新在于从企业金融化的关键机制诠释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为抑制过度企业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借鉴，且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与实施效果

本文试图从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对货币政策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解释,论文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宏观货币政策实施→信贷市场变化→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为分析路径,实证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将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上行,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存在差异。与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所不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未能显著影响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立场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传导路径中,以信贷利率、信贷规模及银行风险承担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信贷市场通过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税负、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创新效率

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SFA时变超越对数模型系统测算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指数，实证分析税收负担对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我国A股上市公司创新效率较低，行业间创新效率差距较大；企业综合税收负担以及流转税税负对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税收负担通过企业融资约束这一通道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相较于国有企业、中东部地区以及非制造业企业而言，税收负担对私营企业、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效率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元视角下市场导向平衡效应对高科技中小企业新产品绩效的影响

以往研究采用直接二分法探讨两类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双元理论视角，首先，梳理市场导向研究演进脉络，界定市场导向平衡效应的含义，并从资源分配和创新风险角度阐述市场导向平衡效应对企业的影响；其次，构建市场导向影响企业新产品绩效的理论模型，实证考察先驱型市场导向和反应型市场导向平衡效应影响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新产品绩效的内部机制。通过分析212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有效样本，得出以下结论：市场导向平衡效应对企业双元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新对企业新产品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创新在市场导向平衡效应与新产品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金融抑制如何影响区域创新及其溢出效应？

金融抑制的存在是目前我国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基于所有制歧视的金融抑制视角,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金融抑制对区域创新及其溢出效应的影响;并从金融抑制下企业行为偏移等方面对其中的机制进行了探讨,从而为当下中国创新效率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结果发现,信贷摩擦对地区创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影响有所差异,这是由于不同专利创新类型的技术特性和投入收益差别造成的;信贷摩擦对地区创新的消极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别体现在金融抑制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负面作用上。金融抑制对地区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地区之间互相不断破坏的过程。     

企业规模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在金融加速器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含有企业异质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此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更易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中小企业产出下降幅度约是大企业的三倍。造成这种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外部融资受到限制。此外，货币政策冲击通过信贷市场放大了经济波动，经济中存在着明显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现象。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考虑到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非对称效应，并谨慎选择名义利率的调整幅度。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浅析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出现较大偏差，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不畅和效应降低，究其原因在于金融改革滞后、货币市场的不发达、现行投融资体制缺陷以及企业资本金的构成和经营状况的弱化等。为此需要通过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大力发展货币市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促进经济的发展。     

风险还是机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理论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先进制造业中更显著；管理者过度自信可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相较国有制造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非国有制造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制造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寻求高质量发展机遇具有一定的启示。     

现金流不确定性、管理者风险偏好和企业创新

文本选取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以及管理者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现金流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在董事会规模较大和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较多的企业中,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与此同时,管理者风险偏好能够产生正向的调节效应,即缓解现金流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适度的风险偏好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同样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服务创新成为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为双重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探究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服务创新；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间发挥双重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利于拓展效果推理在服务创新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境，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实践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