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补贴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了吗?

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否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科学界定数字经济企业范围，在此基础上，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数据，系统探讨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强度，该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于成长期、高技术行业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创新补贴与数字经济企业私人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我国当前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政府创新补贴还处于倒U型的左侧底部。同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不具有动态性。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数字产业化及政府补贴效应等相关领域文献，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好地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政治关联视角下的政府补贴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以2010-2011年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企业政治关联这一研究视角,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虽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收入,但其技术创新投入反而少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因此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补贴才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依据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异质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当政府补贴力度介于0~0.000 5之间时，补贴效果最优；③基于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补贴仍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抑制作用，但门槛效应差异较大。     

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采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讨论了政府补贴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机制和效应。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政府补贴抑制企业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有效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模仿创新下的技术进步,但显著抑制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技术效率改善;政府补贴引发的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寻租、市场集中和投资过度是导致创新活动技术效率损失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通过补贴政策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保证竞争性市场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营造良好的创新支持环境来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政府补贴对跨组织合作创新影响的博弈分析

跨组织合作创新能够充分发挥不同组织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整体效应的提升。目前,政府对于跨组织合作创新有一定的政策扶持,并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政府补贴如何激发合作企业的创新投入,影响合作创新的产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建立两个企业之间跨组织合作创新投入的政府补贴模型,分析了在纳什博弈、合作博弈以及斯坦克尔伯格博弈3种博弈关系下的企业最优投入和政府最优补贴,得出政府在不同条件下的补贴政策和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不仅能激励企业进行合作创新,而且可以调节企业创新投入,使得产出最优。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决策间双向动态耦合与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引擎产业——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将政府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资本、人员投入及创新收益同时纳入系统框架,研究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决策之间的双向动态耦合关系,然后基于动态面板门限回归研究企业创新收益与两类R&D补贴政策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以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的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证实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是提高创新收益的根本原因;R&D补贴对企业资本投入的“挤入作用”并不明显,但税收优惠能有效激励高技术企业在人员方面的投入;政府“低补贴、低优惠”的双低策略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1-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选取2011-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及GMM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补贴力度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补贴对一线城市扶持力度较大，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比较显著，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政府会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某一行业制造业财政补贴力度，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后，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产学研合作创新补贴方式研究:以欠发达地区企业为例

针对企业创新行为给予补贴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见政策,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创新补贴发放形式上必须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考虑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同时引入创新投入分配比例系数并建立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创新政府补贴策略的最优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实施创新补贴策略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规模;在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下,随着学习吸收能力的提高,企业投入产出及社会福利均增加;相比之下,政府采取创新产品补贴策略时的各项产出均优于创新投入补贴。     

政治关联、慈善捐赠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12年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和检验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更容易出于获取政府支持而进行慈善捐赠,高管的政治关联广度相对于其政治关联深度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大,同时高管的地方政治关联相对于其中央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也更大;第二,基于“利益互惠”的原则以及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鼓励,政府通常会倾向于对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给予更多的补助;第三,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相对于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获得政府补助的“支持效应”更加明显,同时政治关联广度更宽的亏损企业也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文章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相关部门规范企业慈善行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互联网+”赋能企业创新的异质动态效应研究——政府研发资助的调节作用

在国家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以政府研发资助为切入点,剖析政府应如何更好地支持企业践行“互联网+”创新战略。在阐释政府研发资助影响“互联网+”企业创新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推动企业创新效率改善,而政府研发资助有助于强化这种积极影响;企业层面的“互联网+”创新溢出存在明显的政府研发资助三重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条件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互联网+”的创新溢出;政府研发资助调节下的“互联网+”创新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在不同空间层面上显现出差异化和动态化调节影响;现阶段政府研发资助对“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正向调节溢出还相对有限,且实际调节效果具有差异化特征,表现为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的阶梯状分布。研究结论可为新时代下构建时空分异的政府研发资助策略,进一步加快释放“互联网+”企业创新的溢出红利提供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