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的高、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空间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空间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著;（2）中原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3）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够推动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提升中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此,从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形成、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推动集聚实现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等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中国283个城市为例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及GML指数测度中国283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随城市规模等级差异、城市行政级别差异、行业结构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在Ⅰ型大城市、超大及特大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在超大及特大城市表现为多样化集聚效应更强,而在Ⅰ型大城市表现为专业化集聚效应较强,且环境规制对多样化集聚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小城市适合于专业化集聚模式,而在Ⅱ型大城市适合多样化集聚模式。同时,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效应具有明显领先优势。最后,为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供给侧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2005—2014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从供给侧视角以生产性服务业自身集聚及其与三大产业的协同集聚作为其对国民经济的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探察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就供给规模而言,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倒U型关系,尚未达到最佳集聚程度;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力军;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中部地区,对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阻碍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就供给结构而言,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大,与第一产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最小,而与第二产业的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发挥出足够影响。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两业融合”视角下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282个地级城市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两业融合”视角下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铁开通显著促进沿线城市制造业升级，包括生产效率、价值链位置和环境效益。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渠道，高铁开通不仅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改善本地制造业的环境效益，还可以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提升本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价值链位置。第三，高铁开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和城市异质性，对中部、西部地区和较大规模城市的影响更为突出，从而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     

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城市异质性

物流企业在一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物流产业集群，能够通过促进地区要素流通、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2—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物流产业集群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城市的物流产业集群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中部城市作用则相反；在特大城市和小城市这一作用显著为正；产业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城市中物流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会通过提升物流业专业化水平和物流业制造业产业协同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是影响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一种重要环境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采用中国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考察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比专业化集聚更突出；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比多样化集聚更明显，而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应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空间集聚，在制造业集聚中鼓励多样化集聚，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集聚，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零售服务与典型生产者服务绩效比较——基于区域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利用中国2001年—2008年区域与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从专业化水平、市场集中规模效应和连锁经营的服务创新三个角度实证研究零售商主导的生产者服务绩效,并与其他典型生产者服务进行绩效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零售商主导的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生产效率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其服务绩效仅次于金融服务,零售商服务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机制与经验———来自230个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制出发,利用2003～2011年全国230个城市数据,以地理距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了标准化,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外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本地区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而且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周边区域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交通发达程度与信息化水平通过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间接地促进了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机制与耦合悖论分析——来自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互动关系出发,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现状及其耦合悖论进行了理论解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体系中,长三角以代工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客观上导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存在着非同步性;第二,长期以来长三角过度依赖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程度,原因是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时往往倾向于自带服务,生产性服务外化程度较低,长三角这种低端嵌入的外向经济模式,严重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空间集聚;第三,信息技术对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驱动作用较弱,长三角虽然是我国高等级的城市群,但技能型人才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匹配程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在第二波全球化中,迫切需要整合全球创新要素来提升国内创新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门槛与制造业升级研究——基于集聚三重效应的分析

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三重效应的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呈倒"U"型以及各变量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存在门限特征。根据2002-2013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设定面板模型,并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设为门槛变量进行门限面板模型估计,综合证实了三个假设,甄别出各要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促进或阻碍作用的临界点。结果进一步表明,聚集的弹性效力呈现中东西渐次递减态势,空间语境下不同要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表现出不同的线性或非线性特征。     

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7—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及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OFDI对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滞后3年仍然具有显著性影响;不同技术水平类别下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低等、中等和高等技术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其中对中等技术制造业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制造业,OFDI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格局,即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和高端的制造业行业中,OFDI对价值链攀升的促进程度相对较弱,而在处于价值链中端的制造业行业中,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目的/意义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定量影响,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2003—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状况进行描述统计,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存在门槛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时,该影响显著为负,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达到某一门槛值时,该影响转为显著为正,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正向影响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是我国多数省份存在的基本现状,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经济长期稳健发展。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