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产业市场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

能源产业的市场扭曲已成为制约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发展转型的重要因素,而目前相关研究多将能源作为一种要素对其扭曲情况进行了分析,忽略了其作为一重要产业自身发展的特征。为此,本文从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个维度对我国能源产业面临的市场扭曲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层面两维度的市场相对扭曲均显著存在,而造成扭曲的原因主要是要素配置扭曲而非要素价格扭曲;同一行业内企业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企业层面市场扭曲的变化对行业层面市场扭曲的测度存在显著影响;通过模拟发现,对以上扭曲逐一纠正后可实现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43.51%,其中纠正企业间要素市场相对扭曲对其增长贡献最大。因此,为实现稳定的能源供给,除增加要素投入外,加快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促进企业间高效公平的竞争,应是下一步市场政策关注的重点。     

空间视角下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TFP增长——基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首先测算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研发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而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要素价格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比较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①资源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客观存在,东部资本要素和研发人员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东部。②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类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最大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③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资本要素扭曲对三大区域TFP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仅对东部地区TFP的抑制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研发劳动力要素扭曲能提升东部和中部该行业的TFP,而抑制西部地区该行业的TFP。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解决股票错误定价问题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多、公众关注度高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数字战略引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要建立健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帮扶机制。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是否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大客户依赖——关系生态整合视角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区别于以往研究集中关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经济后果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企业与客户的关系生态，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和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两条路径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激烈、所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严重时，数字化转型对大客户依赖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大客户依赖减少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和经营风险。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数字化对我国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万方专利数据库中爬取的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量，利用微观企业的数字化指标，运用广义负二项分布模型，探究数字化对我国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协同创新，并对企业协同创新有长期的正向影响。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我国高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数字化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强，但不受行业信息通讯技术(ICT)使用强度高低的影响。政府应大力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期望落差下的“使能”创新

在动态竞争环境下，管理者能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新机遇的关键要素。在构建数字化创新体系的背景下，本文选取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管理者的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都影响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资源整合能力尤为重要；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低于历史和行业期望时，能力强的管理者更趋向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这种管理能力高低和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较高治理水平的企业更为明显；同时，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这种提升效应具有时间持续性和后续“韧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化不同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战略决策的理论解释，为在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下的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了一定启示。     

互联网应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居民消费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3—2019年省域数据,构建互联网应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SYS-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互联网应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优化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互联网应用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持续性正向促进作用;从中介效应来看,技术创新在互联网应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从调节效应来看,居民消费在互联网应用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在消费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之间无显著的调节作用.同时,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居民消费的调节效应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并伴随时段发展呈现增强趋势.     

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Scientific personnel realloca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college expansion

Given that the supply of scientific personnel is inelastic,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research may negatively influence private research by driving up the wage of scientific personnel and reallocating them away from private sectors. China's massive college expansion since 1999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provide us with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such a reallocation effect on firm innov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location hypothesis, we find that China's college expansion negatively influenced firm innovation as well as regional innovation in the short run. Moreover, we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on scientific personnel reallocation by finding that when college expansion was more intensive, highly educated laborers were less likely to choose an industrial job, and those working in industries enjoyed a higher wage rate when holding a professional (research related) job.     

Dissecting the China Puzzle: Asymmetric Liberalization and Cost Distortion

We attempt to explain the China Puzzle, the coexistence of ac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a worsening growth outlook. The root cause lies in China's unique liberalization approach, t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a complete liberalization of product markets and continued distortions in factor markets. Repressed costs of labor, capital, land, and resources artificially raise the profits of production, increase the returns to investment,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products. The asymmetric liberalization approach not only promoted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caused structural risks. It also contributed to global imbalances as well as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refore, future reform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factor markets and the elimination of cost distortions.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涉及我国海产品及海洋渔业产业,其中我国对原产于美国的海产品加征关税已经实施,美国已发布对我国加征 10%关税的海产品清单。研究发现,中美互为重要且较稳定的海产品贸易伙伴国,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海产品生产、进出口、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包括推动海产养殖成本上升、导致美国自中国进出口份额下降近一半、引起海产品价格上涨等问题。提出了扩大国内国际市场、推进海洋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加大海产品加工企业财税扶持力度等应对建议。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labor market: Labor shortage,rising w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hina's abundant supply of cheap labo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remark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cently, however,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labor shortage and rising wages, implying that the country's long‐las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d on its “unlimited” labor supply and low costs is vanishing. We find that structural demographic change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disparities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may have caused the labor shortage. Furthermore, China's continued low wages, relatively low labor share of gross national income, declining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GDP ,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as well as increasing unit labor costs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recent wage increases.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of its labor market signals that China is entering a new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untry's prior successful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adjusted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in its labor marke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双循环"格局下基于价值网络重构的中国纺织业转型升级路径

摘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推进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民生作用的纺织业转型升级，破解其“低端化”与“高碳化”双重锁定困境，立足双重价值链视角，基于价值星系理论重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成双重价值链嵌入范式，选取波司登作为分析对象，采用纵向探索性案例分析方法，演绎新发展格局下纺织业在双重价值链分工中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并揭示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在价值星系成员的协同合作下创造具有竞争优势的系统集成产品，是我国纺织业破解双重锁定困境的关键；对纺织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进行重组获得高水平自主转型升级能力，是我国纺织业采取主动战略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前提；基于重构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维度价值网络找到自身优势节点进行升级，是我国纺织业摆脱陷入线性升级动力不足和“交互锁定”困境的重要路径。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内涵之一,按生产关系分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产出服务化反映了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服务环节转型。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从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两方面探究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产出服务化测算指标,选取2008-2018年中国198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PSM-DID方法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但存在明显的地域与所有制差异。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西部地区以及国有制造企业绩效的提升在考察期内并不明显,外资企业产出服务化降低了企业绩效水平;(2)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可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共同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但在地域与所有制上差异显著,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存在“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西部地区、国有以及外资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虽能有效提高企业的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水平,但对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并不明显。因此,应从市场环境、社会分工、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保障,帮助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扩大进口背景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制造业就业的视角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以往对中国贸易的研究多是从供给端出发，然而从需求端来看，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又有几何？本文在扩大进口战略背景下从全球制造业就业的视角对中国进口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中国出口，相关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实现正增长，但是两者关系会在不同贸易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时间样本之间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等方面展开了机制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过“世界市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失业率，但同时也需警惕“进口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