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活跃在武威的山陕商人——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年间汇聚在甘肃武威的山、陕二省商人合计有六七百家,其中陕商多来自关中的西安、同州二府,晋商则主要来自平阳、汾州、太原等府和解、绛二直隶州。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甘州、肃州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均超过省城兰州。山陕商人从内地输入的商货主要为绸缎、布匹、杂货等,西安、洛阳、潼关、泾阳、索桥堡等地是商货转运的重要节点。     

明清工商会馆“馆市合一”模式初论——以山陕会馆为例

通过在市场经济因素框架下对山陕会馆的研究 ,发现在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存在着一个从“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过程 ,并详细论证了这种“馆市合一”模式产生的原因、基本内容及其性质。指出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出现的“馆市合一”是工商会馆“馆庙合一”基本特征的延伸和发展 ,是工商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重要标志 ,以及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在整合会馆作用过程中的反映。     

清代宗族义庄的发展——以苏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义庄始于北宋,盛于清朝,以苏南地区最为兴盛集中。本文借助族谱、方志、文集等史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清代苏南义庄的数量,考察其空间分布,探讨其兴盛缘由,藉以管窥清代苏南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时代特征。     

清代会馆运营与商帮力量的互动——以福州绥安会馆为例

清代福州南台绥安会馆的运营经历了三个阶段。乾隆、嘉庆朝由建宁米、盐商人共同创建会馆。道光朝以后,盐商逐渐成为绥安会馆的主导力量,米商渐少。光绪朝以后,邵武纸业等帮附入会馆,形成了两县商帮合伙运营的格局,持续到1930年代。这一过程与商帮力量发展形成了有机互动。建宁商帮主要从事闽江流域内的商品贩运,从米、木行业逐渐转入盐业。虽然盐业风险较高,但能迅速积累相当规模的资本,主导会馆运营。邵武商帮以山林产品的外销转运为主,资本积累较缓慢,长期在会馆中处于依附地位。     

明清山西商人与河北正定商业——以正定山西会馆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正定是明清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定山西会馆的前身晋宁庵始建于明末崇祯初年,明清多次重修,现存清代碑刻三通。利用这些碑刻材料,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大致勾勒出明清时期正定商业发展轨迹与在正定贸易的山西商人的情况。晚明清初,正定商业以木植与盐业为主要特色,这一时期在正定贸易的山西商人主要是平阳盐商,有明显家族特点。清代中期,晋商东伙制与会馆制均已成熟,来自平阳、泽潞、平定和汾州府的山西商人在盐业、花布业、典当业、酒业和铁业等行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民国时期,山西忻州和平定商人成为主导,花布业、印染业、铁业、典当业和银钱业是山西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     

清代台湾科举士人的移民模式——以张士箱家族为考察中心

张士箱父子为了寻求科举进身之阶而东渡台湾,他们并非窃取一衿,辄褰裳以归,而是积极参加台湾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公益等活动,并投身于云林平原和新庄平原的拓垦,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渐向台湾转移,族人因赴台经营而定居下来者逐渐增多,反映在墓葬方面,经历了从归葬故乡到落葬台湾的转变过程。但直到日本占据台湾之前,拾骸归葬一直在持续,海峡两岸的张氏族人往来频繁。张士箱家族因赴台应试而逐渐定居的过程,对于研究清代台湾科举士人的移民模式及其对台湾开发的影响,应具有类型学意义。     

明代徽州的民间调处及其演变——以文书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我国民间纠纷和诉讼多于地方范畴内得以调处。在明代徽州,民间调处大致经历了从里老调处向乡约保甲调处的演变。明中期以后,宗族、文会等社会团体在民间调处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清代山东地区晋商当铺社会关系探析——以《光绪曲阜增义典信稿抄本》为中心的解读

[]增义典是晋商在山东曲阜开设的一家当铺。新发现的《光绪曲阜增义典信稿抄本》是反映清代晋商当铺与山东地区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往来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具体包括山东藩司吏胥、同籍地方官员、票商、典当同业人员等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晋商当铺商业经营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对维护晋商当铺的经营环境,应对经营难题,降低经营成本,获取利润具有重要作用。晋商当铺与这些社会关系的联系体现了以“地缘”“业缘”为纽带,以权势为导向,以维护权益及应对经营困难为归结点的互动模式。     

明清以来豫西北地区“社”与“会”之异同——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基于碑刻资料的分析,指出明清时期豫西北地区“社”具有基层社会组织的特点,而“会”则是一种基于共同信仰的民间组织。就“社”名和“会”名而言,“社”名多由村名、方位名词、数词构成,“会”名则由主祀神灵构成,“社”名偏于地域性,“会”名偏于信仰性;从职能而言,“社”与“会”在建庙祀神方面有相同之处,但是“社”的职能还体现在息讼止戒、安民守业等方面。     

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小农家庭经济——以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有关.     

程序自由主义及其局限——以民事诉讼为考察中心

自由主义思潮导致程序自由主义理念兴起,而随着自由主义缺陷的不断展示,程序自由主义局限亦日益明显。本文从程序权滥用及规制、形式平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及其消解、古典辩论主义新发展、自由心证主义与法定证据主义结合、当事人与法院就程序控制权重新分配、强化程序对话机制等视角,论述了对程序自由主义局限之限制。     

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以清代抗粮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粮征派将朝廷、州县官府、绅衿胥吏与地方民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漕粮征收的顺利完成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然而驱动各社会力量形成互动的不仅仅是漕粮征派这一形式,还有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关系,漕运中众多重大社会事件无不由此而生。抗粮事件不仅是征漕各方矛盾爆发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利益关系中本质问题的集中体现。本文以此为中心的考察,揭示了清代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及他们之间在利益纠葛下的群体互动,并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清代漕政的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变化。     

清代北部边疆榷关税收分配考察——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

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同属清代户部管辖的榷关,是清代北部边疆商贸流通的关节点.该文主要对此三关实征关税之分配作出相关梳理,指出三者在税收分配方面的特点及存在的差异性,并就其对于清代北部边疆商品流通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出相关评价.     

明中叶的流民与南方山区的开发——以闽、粤、赣交界山区为考察中心

明中叶大量流民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区,一度造成当地社会秩序的失衡,但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开发。山地的开垦,蓝靛、杉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矿产的开采,新县的设置,奠定了这一地区行政区划和地域发展的格局。     

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经营研究——以兰州百合为例

文章对兰州百合产业所面临的威胁、机会、弱势和优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兰州百合应在现有产业发展基础上,建立品牌战略体系、产业化运行机制,实施整合营销传播等方案。     

近代上海空气污染的影响探析——以煤烟为中心的考察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大量矿物能源的消耗,近代上海的空气污染问题不断凸显,之于当时社会的负面性影响亦逐渐显现。通过对近代上海以煤烟为典型空气污染物的分析发现:煤烟已妨害市内植物的生长,损及都市美观,并且明显不利于郊区农业的健康发展;煤烟对室内外物品和建筑物造成污染或腐蚀,酿成难以计量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煤烟已妨碍居民的日常卫生,损害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对近代上海空气污染的影响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以往被遮蔽的历史,窥探中国空气污染公害在近代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进一步推动对中国近代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研究。     

清代西江流域圩镇商业的个案考察——以广西大乌圩为对象

大乌圩是清代广西四大圩镇之一,与苍梧戎圩、桂平江口圩齐名,是西江流域著名的商品集散地。从现存的列圣宫碑刻以及地方志资料来看,大乌圩成圩于明末,经清前期发展,商业在道光年间达到鼎盛,经咸丰兵燹后于光绪年间有所恢复。大乌圩地处西江流域,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繁盛。嘉庆年间重修列圣宫碑刻资料显示,当时有848家(次)商号捐款,有199家商号参加抽厘。从抽厘总额3057余两估算,嘉庆年间大乌圩商人年经营额为100余万两。     

清代黔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以新见官文书为中心

近十多年来,在黔东南地区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清水江文书,官文书作为清王朝控制黔东南苗疆地区的重要行政工具,亦多有遗存。清王朝通过攒造鱼鳞图册、颁发土地执照与契尾,确立民众的土地权属,化“异域”为“旧疆”;官府亦把张贴或刊刻告示作为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而清代中期以后“札”体公文的大量使用,使国家控制乡村的意图在地方社会得以迅速传播。清王朝正是通过各类官文书的上传下达及其在诉讼裁决中的有效运用,促使苗、侗等少数民族民众逐渐认知、接受与收藏官文书,使其成为清王朝最终成功经营黔东南苗疆地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