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助力农民电商创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活动的总称,相较于传统的普惠金融,其在为农民电商提供创业金融支持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降低农民的信贷门槛,提高农民电商获取创业金融支持的概率,提升农民电商的创业积极性。以农民电商创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效用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创业活跃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为深入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在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后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提升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影响受到创业活跃度的调节;(4)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能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其中,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最明显;(5)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综上,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鼓励大众创业,完善创业活动所需的营商环境,发挥创业活跃度的积极作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因地施策,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区域协调发展：效应与机制

广东省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代表性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基于广东省2011—2020年市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网络覆盖异质性，即在覆盖广度、欠发达地区和网络覆盖低水平地区更明显；（3）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须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以提升省际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凸显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着力培育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增长极，全面构建金融线上服务平台，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发挥资本要素资源提升效应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数字乡村赋能农户创业的作用机制及对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村地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动力。文章以数字乡村的概念和特征为切入点,探讨数字乡村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对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数字乡村为农户创业提供了广阔机遇,数字乡村通过减少市场信息非对称、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缓解金融信贷约束、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等方式促进农户创业。因此,可以通过搭建乡村电商创业平台、优化乡村数字经济环境、发展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加强数字农业技术普及等系列措施,进一步激活农户创业效能。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生计资源多元化视角的经验分析

目的 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进程中,识别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从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探索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合并使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造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相对剥夺指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结果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的相对收入剥夺程度,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1%,农户相对收入剥夺水平下降7.87%,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可信;（2）生计资源多元化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缩差效应的11.85%可由该作用渠道来解释;（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男性户主和45岁以下户主的农户、非农就业占比高和兼业化程度大的农户获得的数字普惠金融缩差“红利”更大。结论 作为新型金融供给方式,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农村数字金融政策,鼓励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多渠道应对风险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三级数字鸿沟”背景下互联网赋能家庭农场创业效应及其异质性探讨

当前已逐渐进入数字收益差距为表征的“三级数字鸿沟”时代。本文聚焦互联网赋能家庭农场创业情境,通过探讨互联网赋能农民创业的核心机理,来辨识农民家庭农场创业质量差异的来源,并进一步分析这种互联网赋能效应对于不同资源禀赋个体的异质性。基于四川省753家种植业家庭农场样本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通过改善信息获取、促进社交互动和提供交易平台显著提升家庭农场创业质量;互联网赋能家庭农场创业效应具有异质性,在促进机会探索上更有利于具有资本规模劣势的农场创业者,在资源利用上则更有利于地理位置、社会资本处于优势的农场创业者。因此,在政策层面,面向弱势群体的数字相关的培训项目以及资源扶持、政策性优惠,对于缓解数字鸿沟问题是有必要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创业为推进乡村振兴赋予了新动能，而数字金融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契机。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参与对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从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两方面探究了数字金融参与影响农村居民创业决策的中间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创业农村居民参与数字金融水平远远大于非创业农村居民；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参与通过缓解农村居民的信贷约束和增加信息可得性正向促进农村居民的创业决策；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参与对东部地区、较高学历、身体状况健康的农村居民创业决策影响效果更大。鉴于此，提出通过普及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加大中西部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教育程度，为农村居民创业提供更加便捷可行的渠道。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倍差法、PSM-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家庭金融资本、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增强社会信任程度促进农村家庭选择非农主导型生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原本选择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促进这类家庭的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对于原本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不仅促进这类家庭继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还可以增大其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对于原本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会强化这类家庭继续采取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数字支付和数字理财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对农村家庭选择创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发展的共享价值提升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共享价值的提升,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基础,但仍存在阻碍,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已提升共享价值,需要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共享信用数据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注重数字金融安全以保护农村金融消费者。     

数字经济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打通了传统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产品创新和农村金融改革等诸多难题,使依托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成为可能。本文基于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视角,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效应重塑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基于平台经济发展特征,构建了成本更低且效率更高的农村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进而推动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微观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14年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从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及受教育程度4个方面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障碍因素、借款来源及储蓄动机问题进行了微观特征考察。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微观特征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女性群体、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和低教育群体是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的群体,这些群体对金融的参与程度将直接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效率。因此,应在提升农村女性家庭地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精准扶贫力度、普及金融消费者教育方面积极调整政策,以期有效提升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效率。     

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十四五”时期，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研究和掌握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提升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促进河北省农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熵值法测算河北省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0年，河北省农业产业链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还处于较低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应重点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趋势。据此，提出加快优化布局数字普惠金融、延伸拓展产业链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建科技支撑和政策保障体系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