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中国企业“走出去”行业和区域选择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劳务等“出去”相关业务取得了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有更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走出去”的条件日臻成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行业和区域选择上盲目性较大,政府相关促进政策效果不理想。     

中国外向型企业选择“走出去”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我国外向型企业面临种种压力，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此时是继续坚持国内生产，以出口方式进入国外市场还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东道国直接设厂生产，这是外向型企业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企业是否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受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企业生产率、贸易成本、两国之间工资差异、固定成本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愈加频繁且影响深远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企业选择“走出去”的方式是不错的变局之法。另外我们认为目前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时机，国家应该加大政策资金等的支持力度，努力培养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路径安排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深化,目前中国企业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和现实需要,近年来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综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结合我国企业的具体实际,对我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的东道国区位选择和路径安排进行研究。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机遇与对策——兼论对外投资与合作方式的创新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展潜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规模上远小于实际利用外资额,在投资与合作方式上,传统的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占很大比重。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逐步提高、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国家外汇储备的充裕和人民币升值的带动作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浅论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互动影响

以对外投资为主的"走出去"战略正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之一。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相伴而生,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步跟进,人民币国际化反过来又能促进中国资本走向世界。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以及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研究如何利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而不强——一个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的分析

如何掌握好经营权或经营控制权，是成功推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根本。本文从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探讨我国创新对外投资的微观传导机理，并以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例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的组织安排、网络进入权的机制控制和价值链分解权的能力控制，是推进境外投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但我国企业权力层次偏低、国际化经验不足，难以充分利用投资企业的主导地位，策略选择国际生产组织控制机制，是解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而不强”困境这一微观根源的重要途径。这一结果表明，促成企业与政府合力，构建起中国国际生产网络及其组织机制，是破解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困境的有效路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随着中国加入WTO，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走出去”进行国际市场直接投资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中国企业实行跨国性投资，必须客观地了解投资的内外环境，并对开展直接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分析与探讨。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问题与风险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企业规模小、缺乏政府引导等问题与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规避策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要素禀赋、制度特征与FDI流动——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特征等因素引入其中,就二者与FDI流动的关系,诸因素交叉项与FDI流动的关系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距离对FDI流动具有普遍性影响。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现实背景下中国要想吸引优质FDI流入,就必须靠好的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增强制度的"拉力"(引进来)及"推力"(走出去),为中国的引资及对外投资提供"高能化、清洁化"的动力。     

上半年对外投资总额已超去年全年

今年以来，虽然受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持续衰退的双重影响，但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热情不减反增。特别是5月1日后，随着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大大降低了上海市企业对外投资门槛，简化了企业申办境外投资的手续和流程，引发了又一波对外投资热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表现活跃，对外投资总额和中方投资总额双双巨幅增长，“走出去”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再次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但是首先面临的就是区位选择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资本,因此,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文章采用2007—2013年中9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东道国研发费用、科研成果和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目对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3-2013年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2)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3)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