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一定能提升企业加成率吗?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之中,通过一般均衡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①数字化转型在低于特定门槛值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但超过该特定门槛值时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②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出口企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和作用空间更大;③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两个关键微观机制,对企业加成率产生影响。因此,在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推动企业数字转型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领域的选择和安排,以及避免可能出现的“过犹不及”问题。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覆盖广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对中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和营商环境正向调节数字金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扩展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制造业碳排放——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以2012—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和总体碳排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的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制造业碳排放，该影响机制在替换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后依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为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数字化转型与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融资难是制约大量实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短贷长投”则成为民营企业应对融资约束的替代机制之一。这不仅对企业自身财务安全、经营业绩构成隐患，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结合二十大“数字中国”发展战略以及当前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少民营企业的战略选择。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18 392个样本观测值，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情况；第二，数字化转型可通过降低民营企业违约概率、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经营成本的路径，提高银行放款意愿，进而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情况；第三，转型前民营企业违约风险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或者经营成本越高，数字化转型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效果越显著，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逻辑的合理性。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道不同可相为谋：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

本文使用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交叉融合的理论基础，着眼于企业战略决策的视角，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越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其中制度性烙印和经验性烙印的差异在影响企业数字化战略选择时作用更为显著。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具有差异化背景的高管团队会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渠道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愿。第三，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上述结论的启示：企业应提升高管团队的多元性，充分利用高管的差异化资源优化企业战略决策；企业应重视对数字化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政府部门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银行业RPA应用生态发展现状及趋势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银行紧跟新阶段新要求,以数字化转型驱动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数据+技术”双生产要素驱动,以“鼎新”带“革故”,加速提升用户体验、业务效率和企业经营价值,实现银行自身转型发展与社会数字化发展同频共振。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加深技术融合、加快数据流动、加强系统连接,形成数字生产力,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新引擎。     

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全面推进以“宽带中国战略”为主的数字化经济建设是带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步骤。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DID（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效促进经济流通；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积累人力资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经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充分识别了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推进“宽带中国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实施。     

金融科技、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与前沿技术融合的新产物，能对实体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升财务配置质效、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度并强化风险平滑能力，这些都能有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特别地，良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充分释放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的重要条件。本文结论为优化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完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来自股票定价偏误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票定价偏误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信息效应和内部治理机制弱化企业代理问题来降低股票定价偏误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力的发挥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地区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及结论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创新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有效实施空间。研究发现:(1)对生产率和研发水平较高的行业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增加了企业专利申请量,有效激发了创新主体活力。(2)由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成本效应大于影响产品质量的价格效应,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加成率。(3)行业技术差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加成率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随着行业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呈渐进式优化。(4)由于企业主体异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具有的“选择性”特征会引致“重数量轻质量”创新陷阱,这是造成企业加成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有助于更好理解产业政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进一步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界定、主要数字技术与衡量方法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变革,数字化转型成为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在区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术语“数据化”和“数字化”的基础上,凝炼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和概念,具体包含数字技术、转型范围、转型结果三个要素。进一步地,对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主要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进行了阐述,探讨了这些数字技术的差异化特征和优势。同时,按照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阶段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方法进行了分类讨论,发现年报文本分析法是目前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为合理的一种方法。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引领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使用2014—2020年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8年出台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果效应及其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受政策影响的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高科技企业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影响更大；相较于数字核心技术升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更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数字化实践应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生产率优势与所得税实际税率——基于企业市场势力视角的研究

本文在一个具有企业异质性和内生价格加成率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税收政策，通过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设定为线性形式，研究发现，税率上升时，与高生产率企业相比，低生产率企业只能扣除其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因此，低生产率企业的实际税率会更高。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生产率、加成率与所得税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其价格加成率也越高；而价格加成率高的企业，其所得税实际税率更低。因此，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差异可能不仅仅来自于征税机构的征税强度和企业的避税行为，还可能来自于企业的异质性能力。     

数字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以江西省抚州市为例

本文基于抚州市上市企业2011-2020年的绿色专利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抚州市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其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影响最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程度指数对绿色发明专利有着显著影响,而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不大。建议通过提升数字金融深度,加快抚州市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弯道超车”。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2—2022年企业和个人调查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的地区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提升的非对称性和人力资本结构提升两条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不平等。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能力鸿沟的弥合能够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