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民工工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22个省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利用的不同社会网络对于不同的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并不是利用所有的社会网络都能够提高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首先,只有利用亲友关系找到的工作才能够得到更高的工资;其次,即使亲友关系也不能提高利用它找到工作的所有民工的工资水平,而只能显著提高女性和已婚民工的工资水平。所以,在研究中忽略社会网络和民工的差异性会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本文有助于帮助理解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及社会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升级”抑或“极化”?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也给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带来诸多挑战。为了厘清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影响，本文利用2004-2018年省级制造业工业机器人数据，匹配制造业行业层面数据，通过联列方程识别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和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和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显著提升了高、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却显著降低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表现为就业“极化”效应；而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均具有正向影响，表现为明显的“升级”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为进一步理解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保持就业稳定的政策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测度

本文利用CHIPS2007数据库，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我国城镇就业市场上劳动力的工资扭曲程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在城镇就业市场上，由于工资扭曲现象的存在，劳动力实际获得的工资要比他们的边际生产率低45％～60％；（2）已婚、子女个数较少、本地、拥有失业保险、男性、大中型企业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低于未婚、子女个数较多、外来、没有失业保险、女性、小型企业的劳动力；（3）中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要比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严重，且中低工资水平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的方差更大。由此，本文提出推进就业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完善就业市场信息网络，从而减轻劳动力工资扭曲程度。     

农村劳动力回流、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基于千村调查的经验研究

农村劳动力回流趋势增强,不可避免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文章在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关系,并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资料,实证检验了农村劳动力回流特征变化和回流劳动力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受非农就业不稳定的推力作用和与家人团聚的拉力作用,越来越多的外出劳动力选择回流,西部外出劳动力回流率最高,达到47.2%。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普遍高于非回流劳动力的农地转出率,回流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的就业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促进效应,而兼业和务农的选择对农地转出存在抑制效应,这意味着回流农村劳动力并非一定会选择农业生产,也可能选择在更小的地理半径内从事非农就业,并且长期外出从事技术工的经历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力回流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虽然回流劳动力更倾向非农就业,但回流劳动力规模的扩大,使得兼业和纯务农的比例增加,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呈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社会网络也是影响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地转出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非农就业的政策合力上存在部分抵消,对农地转出产生了抑制作用。文章为农地流转进程缓慢提供了新的解释,推进农地流转需要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新变化,同时兼顾各层级政策目标的衔接性。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资水平的机制探析

文章利用2005~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OFDI行为与工资水平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方法比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显示:OFDI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OFDI企业;企业OFDI对工资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市场原则在OFDI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占主要位置,不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工资影响更小;OFDI企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生产率效应、劳资利润共享机制以及海外子公司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     

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的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应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文章在分析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工资水平的形成。并指出只有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工资水平才会趋向均衡与合理。     

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已经成为常态,对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体验效用假设,构建了工农要素流动下农村居民的幸福函数,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机制与情境。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但却存在一定的"伊斯特林悖论"关系,即短期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幸福增长,但长期非农就业对幸福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出现停滞或反向抑制状态;其内在机制主要在于非农就业过程中农村居民的需求层次逐渐由生存需要转向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但长期非农就业并不能显著提升外出务工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感知;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在本地非农就业和跨省流动的就业情境下更为显著,在女性群体、高中层次受教育程度群体中相对更高,且伴随农村居民的年龄增长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基于此,文章提出创造本地就业市场、关注非农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变化、加强非农就业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针对性政策启示。     

西方国家就业制度运行的效应分析

<正> 西方国家就业制度是适应工业化社会效率发展要求的一种制度,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使用劳动力的高效化.为此,它必须具备对劳动力灵活调节的机制.而这种灵活调节是通过自由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一、西方国家的就业运行机制在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中,反复进行着就业扩张与收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人数和工资水平构成影响就业机制的两个最直接的基本要素.其中劳动人数与社会总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人口中劳动适龄人的比例等因素相联系,构成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因素;工资水平受到国民收入总额、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总额等要素的制约,是劳动市场的需求信号.西方国家就业制度从总体上说是自由市场制度,即由工资成本约束的就业机制,其基本特征是,国家不干预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具体     

论国有企业的工资管制对就业的影响

目前，我国仍然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或工资总额进行管制，管制的方式主要是对超过规定的工资征税，本文证明，当工资水平是外生变量时，无论是无均工资水下的管制还是工资总额的管制都将对国有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工资总额管制减少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更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放松工资管制将有利于增加就业，特别是当经济面临需求方或供给方的外来冲击时，放松工资管制是增加就业的有效措施。     

努力为民工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

近来有关民工打工受歧视、拿不到工资、民工子弟上学难等报道不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尽管党和政府三令五申,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解决,但过去的许多做法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发展,应痛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农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之所以被称为农民只是他们从事的职业,就像工人之所以被称为工人也只是他们从事的职业一样,职业本没有高下之分,但现实中农民却低人一等,即使他们进了城,从事非农职业,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仍被称为民工或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没有归属感。中…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大量以常规任务劳动力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进而可能引发工资极化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工作任务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信息技术是否会引致工资极化，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信息技术会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影响工资，这种替代性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弱化了城市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负面冲击；该替代性对工资的不利影响在常规任务劳动力群体尤为突出，导致常规任务劳动力工资增速较慢，从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为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工资极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基于山东省面板数据的FDI工资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FDI工资效应的研究状况,并描述了FDI在山东省的分布现状,然后利用山东省2000～2009年的FDI与工资等面板数据,对山东省FDI工资效应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5市和总体数据外商投资规模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呈正效应,但由于FDI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各市FDI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农村劳动力市场发展与乡城移民——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CHIP（2002）的数据研究中国农村非农劳动力就业比例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控制了收入差距、移民个人特征、家庭和户主特征、村庄特征和县虚拟变量的情况下,利用＂农业税费改革＂和＂村庄管理政策导向＂为＂本地非农就业比例＂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本地非农就业比例每上升1%,家庭移民比例就会上升10%左右。这一结果表明,鼓励非农经济发展、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对促进乡城移民、提高移民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民工短缺”现象看中国户籍管理制度

2008年“两会”的主题是“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实现这一目标，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民工短缺现象引出的民工的待遇问题，让我们有了重新审视民工价值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机会。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国内投资大涨，推动劳动力需求量的骤然增加。但是，受到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束缚，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导致了“民工荒”现象。     

中国城市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基于非正规就业异质性的收入差距分解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考虑非正规就业内部异质性分解了不同就业类型的工资差距来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就业的选择偏误和个人特征后,虽然不能解释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受雇者工资差异来源的全部,但两类就业群体工资差异的大部分被个人可观测特征所解释。其中,特征效应占79.3%,分割效应解释了20.7%的工资差异来源;正规就业者和自我经营者的收入差异则完全可以由两类就业群体之间的特征差异来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是竞争且具有一定效率的,政策调节的重点应根据劳动者的可观测特征,实施市场为导向的措施来减少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性收入差距。     

劳动报酬变化与工资调整——“十二五”回顾和“十三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发掘殆尽,工资上涨压力增大,劳动力供给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由于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原因,就业雇员化带来了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报酬份额提高,但这并未带来劳动报酬份额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报酬的增长明显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来面对工资上涨的压力,要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依靠市场调节工资水平;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慎重使用最低工资制度。     

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Feenstra和Hanson的外购理论基础上，利用中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的工资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提高我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市场条件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差异，外国直接投资对各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也不相同。国内资本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相关不大，甚至可以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     

农村劳动力农业就业空间行为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黄巷村为例

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行为是个完整的过程，包括就业感知行为、就业决策行为、就业行为和就业体验行为。通过对黄巷村的问卷调查，利用SPSS软件分析得出：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前对就业环境的总体感知强度不是很高，且在不同的人口学特征上有差异；农村劳动力做出在本地从事农业的决策主要是受外部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且他们在就业前有很多顾虑；农村劳动力从事的农业主要是在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基础上的集约化农业，大部分人在农闲时有兼业行为；农村劳动力对其目前的农业就业状态满意度较低，这会影响他们的再次就业感知、决策和行为。     

第二届“转型与经济发展”双年会论文专辑（I）——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影响

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信任的决定因素，以此作为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本文重点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共信任的影响，以社区其他成员的流动率作为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率的工具变量，克服了估计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社区其他成员的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到本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并增加本家庭对于当地公共机构的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家庭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城市地区的歧视。本文同时还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公共信任，公共信任在市场化过程中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轨迹。     

农民工文化生活调查

大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和城市的转移必然带来生活上各方面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清欠农民工工资取得良好效果后,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家庭子女教育、所在单位以及地方政府等。2005年10月笔者在 C 地区共发放问卷1000份,对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做了一个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