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化水平调节效应的分析

利用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执行效果审计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数字化水平对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正向调节效应。（3）营商环境是政策执行效果审计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并且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从提高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监督效能、提升数字化水平、完善营商环境等方面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断加速、深化的人口老龄化会对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进一步地，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下，能否通过制造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外部性？本文选取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负效应，且主要通过“倒逼机制”使得制造业转型升级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该抑制作用。分时期看，2000—2008年，不管是制造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度化，均表现出负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加剧了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作用，2009—2017年，情况相反。分区域看，两区域的老龄化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效应，且东部地区受影响的程度小于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部分中介效应均存在，但是在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存在区域差异。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赛道”。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生产要素密集类型的产业链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基于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据此，提出加快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以期为政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差距：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可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且这一作用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会因地区和市场化程度不同表现出异质性，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优化是数字产业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路径，即数字产业发展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而间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据此，应以推动以数字产业发展为导向，以强化技术创新研发为抓手，以优化劳动力结构为重点，以强化区域协同互动为支撑，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虚实融合”如何赋能中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的证据

推进中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大国竞争优势的迫切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研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并探究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影响中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对中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股权性质、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企业的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主要借助信息、资金和人力资本三条路径推进中国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政府可以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企业则可以优化内部要素资源配置,以此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禀赋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论文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基础上将数据要素禀赋纳入制造业发展分析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据要素禀赋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数据流量规模的促进作用高于数据用户规模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测度及路径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全赋能效应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通过技术进步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较大,而赋能技术效率的效应相对较小;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赋能作用,使得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     

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扭转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高端封锁”和“低端锁定”的重要抓手。基于OECD投入产出数据与世界银行STRD数据，利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面板模型，实证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且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多种稳健性之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更强。据此，应夯实基础，完善价值链绿色创新体系；兼顾全局，实施差异化创新激励措施；聚焦重点，引领绿色核心产业崛起。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三个中介效应的分析

本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9个省级区域相关数据，基于中介效应分析角度，选取技术市场发展、工业R&D经费投入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三个变量，实证测度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而在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技术市场发展、工业研发经费投入与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均发挥中介效应，对中国工业创新绩效有着更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在新时期面临的新形势下，积极发挥中介变量的作用对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

作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底座,数字新基建对实现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0—2021年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是助推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城市、大规模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内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新基建通过提升技术获取能力和数字创新韧性,间接助推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数字新基建对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加快布局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实施差异化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战略、强化区域协同联动效应的政策建议,希冀推动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建设。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财政政策与企业创新

依托政府财政政策扶持，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乘数效应，对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政府补贴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税收优惠对数字经济促进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经济、消费升级与物流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物流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时序发展变化,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调节中介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消费升级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物流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上升增长趋势,但区域发展存在非均衡性;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直接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对物流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影响;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验证。     

高等教育发展与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

探究高等教育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有助于推进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进程。基于2008—2017年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高等教育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这两条路径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行业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等教育发展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正;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向影响。完善高等教育投资体系,并在区域间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以及优化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设置,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提振区域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均正向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韧性提升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在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此，应推进经济数字化改造，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集聚，筑牢经济发展根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网络，驱动地区均衡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