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发城市经济追赶——基于城际创新合作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专利申请微观层面数据和212个后发城市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影响效应,并从城际创新合作视角探析该影响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缩小后发城市与先发城市的相对经济差距,而且促进了后发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水平、地理区位等追赶情境差异均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经济追赶的助推效应。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城际创新合作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后发城市经济追赶的重要渠道。并且,城际创新合作机制呈现出普惠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特征,从合作城市看,不论与先发城市还是后发城市进行创新合作,均能促进后发城市经济追赶,而从创新类型看,主要通过实质性创新合作而非策略性创新合作助推后发城市经济追赶。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赛道”。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生产要素密集类型的产业链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基于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据此，提出加快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以期为政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数字经济实现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正向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对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不同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构建全方位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融合效能;聚焦重点领域,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创新;聚焦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特征事实,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微观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拓展了Hsieh和Klenow(2009)对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框架,测度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态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一般城市和人口规模小于等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重点城市和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垄断性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竞争性行业内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创新:利用企业实际产出规模与最优产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产学研合作、集聚效应与企业创新质量

产学研合作能够产生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2020年制造业联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创新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产学研合作对创新人才、创新资本集聚效应提升作用更显著;高技术行业对于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较强,对创新资本集聚效应的影响低于非高技术行业。研究结论对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如何开展高质量创新活动及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吗？

以2010～2020年我国77个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238个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2712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实现条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且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的主要传导路径；市场分割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中产生负向调节效应；随着质量基础设施、高等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特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据此，应加快完善数字知识产权管理框架，构筑“一站式”质量基础设施基站，发挥区域联动治理功能，促进企业数字创新。     

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中国战略下,推进数字产业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21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大数据治理对数字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大数据治理促进了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扩散对相邻城市和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治理对中部地区城市和城市群城市数字产业的作用更为显著;创新产出、技术效率以及经济集聚是大数据治理影响数字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推动大数据治理的产业价值挖掘,建立健全大数据治理统筹协调机制,优化数字中国整体战略布局,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范式,以行业高渗透性和颠覆式创新特性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遇。能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因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宏观方向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微观方向是实现制造业的数智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其中,数智化转型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服务化转型代表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理念;绿色化转型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构建数字基建,完善数字产业,为转型提供硬件设施和配套环境;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引领;注重制造业数智化、服务化、绿色化的微观层面的转型。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     

数字技术可供性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选取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可供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可供性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可供性对国有、高新技术以及处于扩张阶段企业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据中介效应检验可知，数字技术可供性以降低创新成本与促进商业模式变革为途径，助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在政策环境与组织结构变革影响下，数字技术可供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建议强化数字新基建空间布局，提升数字技术赋能价值；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力，发挥资源共享效能；出台创新导向政策，重塑组织模式架构，希冀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有所助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电子商务竞争力的对策研究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是助推国内国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实现产业创新的驱动力.文章通过分析电子商务在当前新发展格局下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针对性地提出提升电子商务竞争力的对策,包括加快多渠道全媒体布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大新基建投入和新技术应用,助力电商创新升级;关注用户体验,实现电子商务的人性化发展.在"双...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区块链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路径探索

数字经济有利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经济存在严重信息非对称、数字信任及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因而需要将区块链技术纳入“新基建”，以应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挑战。区块链技术对数字确权、助推数字信息流动与交易、解决数字经济“新基建”壁垒等具有一系列优势，由此提出在区块链技术赋能下传统产业数字转型模式基本思路与具体实施策略：加快区块链技术核心创新研发，构筑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数字经济产业；建立区块链技术监管体系，加快行业标准制定，打造区块链生态体系；注重高端人才培养，抢占区块链技术发展高地。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密度与创新

本文基于知识生产函数，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实施构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密度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技术对创新具有外生性促进作用，并且在高收入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东部城市正外部性相对更大；(2)人力资本密度对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集聚理论；(3)信息基础设施进一步为人才提供一种更低成本的交流新方式，人力资本通过网络交流和移动电话交流对创新的溢出效应大于面对面交流对创新的溢出效应，并且在高收入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相对更大。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的背景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既要有序稳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也要注重网络信息平台建设和人力资本开源共享。     

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效应

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面板模型,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2000-2011年我国省际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并探讨二者与制造业集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城市化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具有倒N型关系,城市化对制造业集聚的拥挤效用比促进作用会更早地出现;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存在N型关系;银行业集中度、对外开放度与信息化对制造业集聚均具有显著作用;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与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测度及路径分析

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2003—2020年中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全赋能效应模型,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条路径实现,其中,通过技术进步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合理化、高级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较大,而赋能技术效率的效应相对较小;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赋能作用,使得数字经济深度赋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南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探析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最繁荣、开放程度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经济圈之一,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优等生”和“排头兵”。在数字化理论基础上,首先分析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现状,其次探讨了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推进协同发展、规范数字经济分配关系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