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对传统增长理论的批判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两个阶段,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也从积累决定论发展到技术决定论,再到目前的社会资本决定论。社会资本决定论认为,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潜力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     

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00年～ 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科技与创新、民生、资源与环境、对外开放5个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并实证研究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明显,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差的格局;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双刃剑”效用,且制度质量是影响其双面效用的关键因素.即当制度“高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当制度“低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则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     

中国农民增收问题：理论分析与政策导向

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农民收入受到资源禀赋、收入增长的体制及制度、市场风险等方面的约束。要从根本上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应大力加强对农业结构调整，扩大经营规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等政策的实施。     

新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

大量研究显示,一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但由于新疆资源开发的主导力量是国家投入,加上其资源输出成本较高;因而不论从全国地区间的比较,还是从个体情况的考察来看,新疆的资源优势是其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并没有陷入“资源诅咒”陷阱。可见,不将资源输出作为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地区发展经济的必选项、以经济多样化减少对资源部门的依赖、降低资源开发部门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加强制度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等,是避免“资源诅咒”的有效措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问题研究

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两种路径相互脱节的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效率是由农村资源禀赋状况、农业生产宏观经济环境和农民生产行为共同决定的。农村土地制度演变是制度创新与资源配置双重合力推动的结果。     

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增长理论分析

改革后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解释这一问题却是个世界性的热点和难题。当前解释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大致可以概括成要素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这些理论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中国经济增长很好的解释,但是限于理论发展和分析框架,都有不尽如意的地方。正确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在于激励理论,＂搞对激励＂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分析问题的原则。中国经济的主导者是政府,因此,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就是要理解政府激励和官员激励。     

效率与经济增长：科教兴国

当前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是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中心任务是克服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障碍，从而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途径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科教兴国。     

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综述

金融功能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近来颜受一部分增长经济学家们的关注。金融中介功能的发挥可能会减轻市场摩擦，影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文章对近年来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金融功能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主要理论文献进行综述。现有的研究从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功能出发，探讨了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演化经济学的哲学透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一个共同取向，即试图从生物学中寻找自己的思想源泉。演化经济学以现代哲学及自然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为基础，其基本理论及方法与新古典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其发展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相呼应。     

中国经济增长初始动力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选择

文章通过分析1978--200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以及出口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的变动方向不一致,因此把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不准确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进一步分析可知,制度创新才是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初始动力,投资、消费和出口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和途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彰显了中国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得中国现存的制度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降低。因此,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将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资源劫难"假说的实证检验及政策启示

世界许多资源型国家的发展实践显示,自然禀赋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形成所谓的"资源劫难"假说.从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咒论等也均揭示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本文以此现实问题为背景,在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资源劫难或诅咒的成因,并以中国煤炭资源大省山西为例进行验证,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中的自然资源效应——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理论上,这个要素能够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但在现实中,自然资源也会抑制经济增长。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在省际层面存在自然资源诅咒,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资源禀赋主要通过内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动、技术创新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三种渠道制约经济增长,资本转移、制度弱化、人力资本不足和创新挤出是其中的关键。因此,资源丰裕的地区必须跳出资源诅咒,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制度与经济增长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而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制度既定的假设条件,使经济增长理论更趋成熟和完善。但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制度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而在制度均衡的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制度。     

谨慎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

随着2012年国际和国内经济持续下行，以及国外低价煤炭资源的冲击，煤炭资源价格下跌，部分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低迷，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特别是煤炭资源税费的研究面临新的问题，即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资源价格机制与资源税费制度相匹配的角度，研究我国煤炭资源税费制度改革。     

"资源诅咒"论述评

“资源诅咒”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90年代。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使从国内省级层面来讲也是如此。这一理论存在着相关概念混淆,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简单化,以至于将资源诅咒错误地看做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新结构创新经济学的内涵、制度安排与分析框架

论文系统阐述了新结构创新经济学的内涵、制度安排与分析框架。不同于既有的西方主流创新经济学理论，新结构创新经济学是以“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为研究视角，具体而言，创新结构具有内生性和扭曲性，而且创新结构的运行也是内生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诠释：第一，主张在分析一个经济体包括创新结构在内的各种结构时，应该以该经济体给定任意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起点；第二，强调创新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结构；第三，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政府在激励创新主体、实施产业创新政策等方面需要提供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企业边界理论近期文献的评述

近期关于企业边界的争论主要在交易费用经济学、资源决定论和选择权说之问展开。交易费用经济学强调将市场与组织平行考虑，在决定企业边界如何变动时应考虑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相对比较优势。资源决定论认为企业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相关程度决定了企业在资源获取行为上是采用组织控制，还是市场控制，或者是两者的混合体。选择权说认为企业对资源控制方式的选择和企业边界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技术不确定性及由此带来的技术和商业风险紧密联系的。这三种主流学说在不同的目标层次上讨论资源获取模式的效率性及企业边界决定的机制。     

资源禀赋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优势还是诅咒?

资源禀赋型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资源禀赋的双重影响。资源禀赋既可能通过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和需求优势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可能通过掩盖资源错配后果、弱化创新动力而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双向影响投射到理论演化层面,既有源远流长的禀赋优势理论,又有发人深省的资源诅咒假说。本文在梳理资源禀赋相关理论的演化基础上,厘清资源禀赋对于产业发展双向影响的基本机理,然后以植物油加工业为例,对资源禀赋对于资源禀赋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结合研究结论讨论有关政策建议,以期对资源禀赋优势论与诅咒论做出实证回应。     

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

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表明,投入、技术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且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浅析腐败的制度经济学

腐败现象有着广泛的经济根源和深刻的制度原因,鉴于腐败有降低资源有效配置、抑制经济增长和损害社会公平与效率等负面作用,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产生的原因及其行为规律,指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完善反腐败制度的机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