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台湾革命"入"国民革命":"民族自决"论与20世纪20年代后两岸革命者的台湾革命认知

1920年前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革命者开始探索两岸合作抗日,争取民族独立之路,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时,戴季陶等人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两岸革命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决"论的启发下致力于将大陆炽热的国民革命与台湾新兴的反日民族运动结合起来."台湾革命"被纳入"国民革命"之中,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呼吁全面动员台湾民众,实现"台湾革命化",并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终收回台湾,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这一努力虽因国共分裂而落空,但"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仍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全面抗战期间,台湾革命明确为"独立与光复"相统一,即两岸同胞共同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伟大事业而奋斗.     

现代科技革命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探究——评《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正现代科学技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也在科技革命中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变革,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促进了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张国清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论述了当下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马克思主义本质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决定的,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前提,是取得新民主主义     

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

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及其启示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他经济学理论研究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审视和评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那就只能在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或仅仅表现为个别现象的时候,才能进行一定的科学研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便属于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因此,尚有一定的科学性。由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阶级的局限性,其理论带有致命的缺陷,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便是由这些缺陷演变而来的。在阶级斗争尖锐化以后,便不再有自由的科学研究条件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观念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从各方面看,当代西方经济学也具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特征。     

“四人帮”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归结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居心何在?

1974年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的中心,是要全国人民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指示,深刻地阐发了社会主义时期要紧紧地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思想,为全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可是,一贯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却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别有用心地归结为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反动文痞姚文元在毛主席指示公开发表前的1975年2月5日,在一次策划如何“宣传”主度指示的“内部谈话”中,胡说:“我有一个总的印象,主席关于理     

从借贷资本的兴起看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完整形态

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活动规律,而且对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本文拟从借贷资本的兴起这一角度来看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完整形态。研究资产阶级的状况,固然要重视职能资本家的活动,也绝不能忽视货币资本家的活动,只有从资产阶级的完整形态进行考察,才能对问题的认识更接近事实与真理。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读虞和平先生《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有感

正2015年11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中期成果,即《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三卷本:《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和《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这是虞先生多年心血的结晶,也     

专题：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之七）--“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问。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论王世杰与抗战时期的中共问题——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

王世杰是新政学系的重要人物，思想属自由主义范畴。抗战时期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形成两派意见，王世杰认为不能使用武力对付共产党，应寻求政治途径，国民政府必须改良政治，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为此，他不断游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党内人士，提出政治解决办法，调和国共矛盾，缓和两党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和努力，国共之间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判，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决议。尽管此主张并未取得具体的、实质性结果，内战未能避免，但为赢得一定的国内和局、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实际作用，这是应该承认的。     

理想与现实的捍格：读《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 1980)一书,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 (Jonathan D.Spence)在八十年代初完成的一部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论著。在这部近 27万字的论著中,作者独辟蹊径,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通过转述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切身感受,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轨迹。 　　本书涉及和引述的人物众多,其中较为我们熟知的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陈独秀、鲁迅、瞿秋白、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老舍、…     

以《共产党宣言》的理论逻辑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蕴含的理论和思想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解和把握《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关于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客观规律,整体把握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性和变化的规律性,对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所有制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把经典著作的科学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科学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两个毫不动摇"为原则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遵循.     

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急迫诉求,是否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成为当时判断一种政权及其政策合法与否的重要标准,能否成功地对最广大的民众进行有效的民族主义动员更是当时中国各政治势力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共理论体系中的国际主义因素及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使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被国民党批判为反民族、无国家,但随着抗战的开始和扩大,它却逐步在与国民党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权之争中占据了上风,正是在此期间它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诠释获得巨大反响并成功动员了大众.本文聚焦于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指出其在民族与国际、民族与家族之间的辨别和摸索同时导向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探索的一种新形式.     

“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间.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信息革命的社会二重性研究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信息革命进行解读,阐释信息革命的社会二重性:一方面,信息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信息化,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信息革命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次重组———信息化重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在重组中经历了又一次巨大的分化与重构。文章通过分析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后果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思想初探

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通过革命导师分析具体化思想的由来、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指导实践意义。     

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政党政治的世纪,也就是说革命或者说解放政治总是与政党政治相勾连.但是在20世纪后期,因为“文革”的失败和60年代的终结,出现了否定阶级-政党政治的取向,这种取向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对此,潘毅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批判了巴丢与鲁索的政党-形式形而上学,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群众运动或解放政治的敌人并非纯粹的政党形式,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巴丢和鲁索将资产阶级政党抽象为政党形式本身,从而提出告别政党政治和政党国家的理论.本文旨在分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先锋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经济原因,并认为当下更需要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良性互动,从而一方面避免党国体制的彻底官僚化,另一方面造就真正有活力的解放政治.     

财产权:自然权利中的核心因素——对洛克的财产权思想的探析与评价

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思想家极力宣扬本阶级的财产观,试图建立本阶级的财产理论。这一理论建树工作最终是由洛克完成的。财产观在洛克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洛克的财产观,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公民财产权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正确引导好私有财产权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解读

1925年,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文分析当时社会各阶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而如何利用毛泽东阶级观促进现阶段社会各阶级和谐共处,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初期的救亡呼声社

抗战初期广东的救亡呼声社,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势下,由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与国民党上层合作而建立的统一战线救亡团体。1937年“七·七事变”后,政治较开明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即布置邓明达、卓炯(均系进步青年,不久均加入中共)等酝酿筹组一个“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以开展救亡运动。邓、卓两人分别与中共地下党员吴华(民先驻广东代表,后任中共广东省委青年部长)、虞焕章联系,请求帮助。中共广东党组织立即给予支持,动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资本论》所揭示的科学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