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以2000~2016年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生态环境保护明显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耦合度平均值在0.4~0.5之间,处于拮抗阶段;协调度均值在0.2~0.5之间,整体处于中度耦合协调水平;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下一步,应积极制定并严格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加强环保宣传力度,最大限度将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升绿色旅游经济增长率。通过有机耦合,实现两大系统协调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迅速。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活态遗产和旅游资源类型，具有生态脆弱和文化敏感等特点，旅游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对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强烈的人为扰动，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文章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选取不同旅游发展程度的阿者科、普高老寨、大鱼塘、箐口、勐品和胜村6个村寨，基于系统论理论将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看作是一个整体，构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两者的关系，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哈尼梯田遗产地具备较强的社区韧性水平，旅游发展程度越高，社区韧性总体水平相对越高，旅游扰动相对越弱；（2）遗产地旅游扰动与社区韧性的耦合度处于高耦合水平阶段，耦合协调类型为勉强协调、旅游扰动滞后型，遗产地旅游发展并未产生威胁到社区韧性系统的破坏性扰动；（3）旅游发展程度不同，影响两者协调关系的因素也有所差异。该研究对哈尼梯田未来旅游发展提供相关启示，有助于推动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研究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评价2005—2018年张家界旅游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在综合发展水平上,旅游城市化水平加速上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时序上呈先增后减的“倒V型”变化趋势,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中心-外围逐步升高的发展态势。（2）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来看,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呈倒U型发展趋势,由极度失调转化为优质协调继而又变为轻度失调,两子系统发展不平衡、不稳定。（3）就影响因素而言,旅游城市化系统中的公路旅客周转量、城镇污水处理率和星级酒店数量对耦合系统影响最大,同时生态系统中各服务功能的作用力均较高,旅游城市发展必须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     

云南省丽江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研究

<正>云南省丽江市是国际知名旅游城市,是我国旅游城市的代表,研究它的供需关系对于其他城市的旅游发展具有示范意义。文章以丽江市为例,通过构建旅游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2—2021年丽江市旅游供需耦合协调水平,结果表明：(1)丽江市旅游供给发展水平指数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旅游需求发展水平在2012—2019年逐年增长,2020年以后有所下降;(2) 2012—2021年丽江市旅游供给与需求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极度失调到良好协调然后回落到初级协调的发展阶段,整体均衡度先提升后下降。     

赤水河流域(遵义段)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发展研究

以赤水河流域(遵义段)五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评价模型,分析2015～2019年区域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域内旅游产业发展地区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明显,但年度发展差值随时间呈缩小趋势;2.域内环境保护现状地区差异较大,年度波动频繁幅度较大;3.域内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耦合情况良好,呈相互促进状态,各年度虽地区差异较大,但该差异随时间呈缩小趋势;4.域内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关系时间上整体呈波动平衡状态,但各地区该值的时间发展趋势不一,且两者协调关系差异较大.     

中国沿海地区旅游绿色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分析

推动沿海地区旅游绿色发展，减少旅游业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有利于保护旅游目的地的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旅游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2011—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1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分析沿海地区旅游绿色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地区旅游绿色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旅游绿色发展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中国沿海地区各省份旅游绿色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生态环境质量将上升0.302%，邻近省份将上升0.139%；（3）旅游绿色发展与第三产业、科技支出的交互作用能够有效增强其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但与第二产业、人口数量的交互作用会降低其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为实现中国沿海地区旅游绿色转型发展，应重视海洋第三产业发展及科技水平提升，促进污染排放整体下降，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适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韧性与效率的适配发展是旅游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在评价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发展适配机理,利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适配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由旅游经济韧性滞后转向二者同步发展趋势明显,且二者差距不断缩小。（2）适配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显著提升,其发展演变与旅游经济韧性子系统相似,具有以韧性为主导的适配发展特点,空间上呈现“东-中-东北-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格局。（3）根据组群演变分析结果,可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持续型、发展型、调整型、提升型4个类型,适配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两极稳定,居中省（区、市）变动较大的状态,苏、浙、鲁、粤4个持续型省（区、市）的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适配发展水平稳居前列,而青、宁、藏、新等提升型省（区、市）排名居于后部。（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创新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旅游产业多样化水平是省（区、市）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适配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是...     

旅游发展影响下农业文化遗产社区韧性感知研究——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其动态保护关系到遗产地社区的生计选择、农民的生活改善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旅游活动所带来的一系列人为干扰,遗产地社区如何应对关系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本文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运用基于地方居民感知的指标测量法,针对社区居民进行旅游发展影响下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感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旅游发展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存在着较为积极的影响;（2）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各个子系统受旅游发展影响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由高到低分别为社会、生态、文化、经济、制度;（3）各旅游因子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作用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旅游设施因子、旅游形象因子、旅游产品因子和旅游规模因子。本文探究了农业文化遗产社区韧性在旅游发展中受到何种影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期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旅游的协调发展。     

旅游业—城市化—经济—交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同演化机制 ——以云南省为例

基于云南省16个州(市)的面板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时空视角对云南省旅游业-城市化-经济-交通四个系统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整体评价。结果显示:云南省旅游业、城市化、经济、交通发展水平整体分别提升了48.15%、47.59%、35.91%、46.89%。2005~2017年,云南省各州(市)旅游业-城市化-经济-交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87.50%的州(市)仍处于中度耦合失调水平,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形成以昆明为核心的"核心-边缘"梯度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整体呈滇中>滇东南>滇西南>滇西北>滇东北>滇西的空间分布格局。     

中国体旅融合效率及影响因素

体旅融合是实现旅游目的地业态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协同学原理,构建了体旅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仁慈型DEA模型测算了2010—2020年中国体旅融合度与融合效率,并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融合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体育与旅游子系统有序度振荡明显,二者融合度不高但存在由非协调向协调演化的发展趋势;（2）体旅融合效率在2010—2016年呈上升态势,在2017—2020年呈下降态势;（3）交通便利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提升中国体旅融合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力资本短缺、配套设施不健全和休闲消费能力不足则是制约因素。最后,文章为实现中国体旅融合发展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的空间关系及协同发展--以广西为例

广西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作为两种互补的旅游资源,在同一区域存在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成为区域联动、共赢发展的重要模式。文章采用空间数量关系模型和空间质量关系模型,定量分析广西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空间关系,得出两者在空间数量上关系显著,在空间质量上接近良好协调发展的结论,为两者协同发展的研究提供可行基础。并以交通通达度(道路交通情况和交通乘换点)、旅游经济发展要素点(酒店、餐饮、娱乐、购物)和参与主体(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和非政府组织机构)为切入点,对广西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协同发展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广西交通道路尤其是动车和高速路与两种旅游资源之间的协调性较低,A级旅游景区与最近交通乘换点距离优于特色村镇与最近交通乘换点距离,部分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要素点支撑不足,根据两者与交通通达度、旅游经济发展要素点的拟合情况,提出需要加大力度建设和优化桂西左江花山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群、桂西北东兰-巴马-凤山旅游资源群、桂东富川-恭城-灌阳旅游资源群和桂中金秀旅游资源群等旅游资源富集区的交通道路、交通乘换点、酒店和餐饮等基础建设。(2)根据分析广西特色村镇与A级景区实际发展状况,提出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区居民参与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协助与监督的特色村镇+A级景区旅游发展模式,为广西区域空间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是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ArcGIS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析不同空间尺度的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东南部高于北部的空间特征。（2）县域尺度上,旅游响应度差异明显,中等响应度县域约占80%;地市尺度上,呈现了传统村落数量较多的晋城市、晋中市与传统村落数量最少的太原市旅游响应度较高的非均衡特征;区域尺度上,太行、长城、黄河3个旅游板块的旅游响应度表现为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而汾河流域旅游响应度则呈现出中游>下游>上游的空间分异规律。（3）不同尺度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的主导影响因子具有差异性,传统村落集中度、旅游发展水平和区域景区优势度对县域尺度的影响明显;旅游发展水平与接待规模对地市尺度的指示性较传统村落集中度显著;从区域响应度影响来看,除传统村落集中度外,传统村落历史价值和区域乡村旅游组合对3个板块响应度的支持力明显,区域旅游发展环境对流域旅游响应的作用显著。（4）综合不同尺度影响因子发现,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禀赋、区域资源组合和旅游发展环境较为敏感,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影响较弱;传统村落集中度对旅游响应度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结果可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和乡村旅游重点区域旅游开发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关联结构及其效应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数据,结合修正的万有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实证分析了中国省际间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效应.结果表明: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明显,省际间关联关系数总体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关联网络等级度较高,整体网络优化空间大;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在网络中的中心度更强,作用更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接受来自其他地区的旅游经济溢出越多,马太效应明显;从整体网络指标回归看,网络密度的提高、网络等级度的降低、网络效率的降低能显著缩小省际间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有效提升整体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从个体关联网络指标回归结果看,个体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的提高能有效提升各省(市)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据此,文章提出了未来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区域社会资本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以杭州市为例

文章以杭州市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7个郊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区域社会资本和乡村旅游系统16项指标的区域社会资本与乡村旅游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17年杭州市7个郊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索其发展特征及演化规律。研究表明:2012~2017年杭州市郊县整体社会资本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社会资本水平呈波动增长态势;乡村旅游在2012~2015年快速发展后趋于平稳。此外,区域社会资本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存在协调发展类和濒临失调衰退类两种状态和同步型、滞后型、损益型、共损型4种表现。     

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当旅游目的地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旅游产业会成为促进旅游目的地城市化发展的独立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互为背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文章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分析了旅游产业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建构了两个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定量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西安市为例,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2000～2009年西安市旅游产业与城市化综合评价函数值呈现上升的趋势;耦合度经历了2000～2002年快速变化和2003～2009年缓慢变化两个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快速上升趋势,实现了从2000～2005年失调阶段向2006～2009年协调阶段的转变。     

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借鉴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湖南省为例,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除长沙市达到优质协调外,湖南省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滞后于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的刺激。     

基于耦合模型的县域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正>文章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鄱阳县2011—2020年的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鄱阳县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在2011—2013年呈高水平增长，在2014—2020年平稳增长且始终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线性上升趋势，由失调衰退阶段逐渐转向中级协调阶段，其中，2011—2015年的耦合协调类型为旅游产业滞后型，2016—2017年为生态环境滞后型，2018—2019年两系统均衡发展，2020年为旅游产业滞后型。     

中国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森林是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旅游景观资源,森林乡村是乡村的重要类型,科学认识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目标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首批3 947个国家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借助数理统计方法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国家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 国家森林乡村在空间上呈典型的集聚型分布,总体分布不均衡,以胡焕庸线为明显分界,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特征。（2） 国家森林乡村呈现“多核心集聚,连片分布”的特征,形成了太行山豫晋冀交接连片区、苏浙皖交接连片区及粤赣闽交接连片区3个辐射范围最广的高密度集中连片区。（3） 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森林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交通区位条件是影响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因素,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河网密布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以及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高、交通发达的地区。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效应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大湘东地区为例

<正>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是实现农业转型升级、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大湘东地区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22年湖南省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从时空角度分析农业与乡村旅游业耦合发展水平、空间相关及空间聚集特征，并探讨影响二者耦合的因素。结果表明：大湘东地区农旅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总体实现了“严重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逐级跨越；影响大湘东地区农业与乡村旅游业融合的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文娱支出、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冬奥会道路体系建设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格局影响及优化对策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支撑。京张冬奥会的筹办在推动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完善的同时高效整合了京张冰雪产业优势,为后冬奥时代的京津冀整体要素流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应用空间网络分析（Spatial Design Network Analysis, sDNA）和空间统计分析模型,在定量分析冬奥会对京张交通网络通达性综合水平提升程度基础上,系统评估冬奥会道路体系建设对提升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格局、促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冬奥会道路体系建设后区域交通格局得到显著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张北地区交通网络体系得到优化和扩展,形成了以京张铁路为核心的主要交通通道,张家口正式融入首都一小时生活圈,有效改善了京津冀原本较为松散的路网结构。（2）京津冀节点城市功能性增强,衡水市、秦皇岛市、沧州市和张家口市交通通达性显著提升,延庆和张家口市交通中心性地位得到有效抬升。（3）京津冀交通体系重点发展区域由“京石保”向“京唐秦”转移,不断放大并深入到河北腹地,有效推动了京津冀空港、海港、陆港一体化发展及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进一步的优化对策与建议为：紧密市级与乡镇尺度上的交通联系,提升全局路网通达能力;优化京张交通网络结构,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延续冬奥会道路体系综合效益;细化完善冀北、冀南地区交通网络,加强京承、京秦主通道建设等。结果将为科学规划和完善后冬奥时代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格局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