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在验证不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实现雾霾脱钩的基础上,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的提高可增强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但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的提高反而减弱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相比于总体样本,环境行政管制下大规模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较弱,这两类企业发生雾霾脱钩效应的环境污染监管门槛较高,而且在更高门槛下,类金融投资偏好不存在雾霾脱钩效应,表明大规模企业在更高环境经济规制下可能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     

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双赢的规制研究

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是相互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造成的.本文通过对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的分析,针对我国现行的环境规制进行改革和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规制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从而实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双赢.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以2006～2017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 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协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联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基于科技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 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才得以发挥。要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亟需理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推进两者协同发展。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波特假说框架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动态演化的影响

文章基于波特假说从理论推导视角研究环境规制作用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动态演化过程。（1） 基于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理论， 阐释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价值的提升作用， 打破了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传统规律； 结合环境规制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重塑技术创新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运用均衡模型求解企业的最优供给量， 结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位移变化， 研究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态演化路径； （2） 分析了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的技术创新动态价值链整合， 研究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动态模式； （3）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探讨了政府环境规制、企业技术创新和公众环保监督的混合策略均衡动态演化博弈过程。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现在与未来

从企业作为被动的经济主体向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转变是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更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本文分析了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比较了政策机制、公众偏好、利润动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制定符合不同类型企业实际、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提供理论基础.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绿色信贷是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重大政策创新。本文使用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的可能性,加快了企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其他治理方式的转型。以上结果具有条件异质性,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资金使用效率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外部约束和增加企业环境关注两种方式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绿色信贷政策对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存在差异性,位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较好的企业更容易受到绿色信贷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要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关注企业行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强化资金管理能力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放大效应。同时,重视企业内部环境治理意识的培育,有机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不同类型企业绿色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