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减持过程中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

本文以2007—2009年被大股东减持的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票减持过程中的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发现:被减持上市公司在减持前30个交易日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而在减持后30个交易日则出现显著的负累计超常收益;被减持上市公司倾向于在减持前披露好消息,或将坏消息推迟至减持后披露;减持规模越大,大股东操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概率就越高;相比其他大股东,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信息操控更严重,获得的减持收益也更高。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通过操控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披露来掏空中小股东利益的事实,为监管机构加强大股东行为的监督,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供了依据。     

环境责任承担与企业绩效——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经济进入“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生态环境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我国“十三五”规划所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本文以上交所与深交所的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GMM模型，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环境责任对企业绩效产生的效应，实证探讨了二者间的关系。文章也创造性地探讨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承担环境责任对中国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而且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呈现出倒“U”型。     

提名董事权条款、 并购概率与公司价值——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控制权市场被不断激活为背景， 聚焦公司在章程中加入反收购条款狙击 “野蛮人” 的现象， 从堑壕理论和谈判收益理论出发， 探究提名董事权条款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设置的经济后果与作用机制， 并使用PSM 等方法验证结论稳健性。 研究结果表明， 设置较高提名董事权比例的公司， 被并购的概率会显著下降， 掏空程度会显著提高， 公司价值会显著下降。 进一步的， 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与审计质量将有助于减弱提名董事权条款对公司治理的负面影响。 研究结果为实务中监管部门合理引导反收购条款的设置、 加强公司治理、 完善相关法律提供了经验依据， 同时也丰富了我国 “法与金融” 领域的理论文献。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特殊制度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就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绝对控股结构的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一直存在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在股权制衡结构的公司中,大股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衡有效限制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不同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和稳定性也存在差异。因此,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应成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手段。     

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联效应——基于 M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前沿研究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大多基于静态线性模型, 而忽略两者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系。 为此, 本文采用 MS－VAR 模型探究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动态非线性特征。 研究发现： 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经济系统具有 “双区制特征”, 且处于 “缓慢增长区制” 时表现为 “惰性” 特征; 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易形成非一致性的均衡, 即中国经济易形成 “高技术低能耗” 抑或 “低技术高能耗” 的均衡, 平均持续期维持在6 年左右, 技术进步的能源 “节约效应” 的概率高于 “能源回弹” 效应; 技术进步的能源消费效应具有 “时效性”, 缓慢增长区制内, 以 “节约效应” 为主, 且具有 “时滞性”; 相反,快速增长区制内, 以 “回弹效应” 为主, 且具有 “即时性”, 响应时长均为2.5 年左右。     

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高管薪酬激励视角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即高管有为提高自身薪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但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相关性不强。此外，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所下降。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在订立高管薪酬契约时并没有考虑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终极控制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 2013 ～2015 年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以及不同终极控制权性质下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结果表明： 高管持股、 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均呈现 “倒U 形” 非线性关系， 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增大， 研发投入先增加后减少， 高管激励只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 过高或过低的激励力度均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 与非国有控制企业相比， 国有控制企业的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大、而高管薪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     

股改前后股权结构变化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入手,选取股改前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情况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来检验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股权结构变量并未发生变化,股改前后都存在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     

“中国制造2025” 研究进展及评述

为了提高“中国制造”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中国政府积极顺应全球产业变革趋势， 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 发展战略。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近年来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发现学术界主要从战略提出背景、战略的体系架构、战略实施进展、战略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对“中国制造2025” 展开了研究和探讨。文章归纳了“中国制造2025” 战略当前的研究热点， 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中国制造2025” 的理论研究和战略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基于Heckman选择模型的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同时将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相结合，考察“十二五”期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长期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找到薪酬激励的极大值，提出避免过度薪酬激励、适当提高股权激励水平、建立合理的高管激励体系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PP中的溢出效应检验

PPP是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实现方式， 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仅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也间接具有 “溢出效应”。 本文根据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1990～2017年 PPP 及基础设施数据， 对其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 结果表明，PPP 模式下能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 TFP 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进而本文提出今后要发挥私人资本在电信等科技领域的相对比较优势， 以PPP 形式发挥基础设施溢出效应、 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同时沿线国家也要推进城镇化建设、 完善市场制度环境等， 为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     

市场规模与创新——基于产业水平的宏观视角

本文探讨了市场规模与新企业进入及行业创新的关系。 基于 1992 年以来国家政策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所带来的三次产业市场规模分化这一外生条件， 本文从三次产业各细分行业水平上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对于行业创新 （以新企业进入数测度） 有着显著的影响。 我们的理论模型预示着就业规模对于创新具有两种作用截然相反的 “规模效应” 与 “拥挤效应”， 我们利用国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人口非系统性变化这一条件， 对于两种效应哪种占优也进行了经验研究。 最后在模型设定、 数据处理方面以及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结果依然显著。     

我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是有效实施供给侧改革以及顺利进行“一带一路”战略工作的根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中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借助DEA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比分析全国与“一带一路”国内段沿线地区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的硬性基础设施投资，“一路”的软性基础设施投资呈现较高的技术效率水平；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呈鲜明的空间依赖性；与全国比较，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硬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沿线的效应较大，尤其是对西北地区产生的本地和溢出效应最大；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最明显促进“一路”沿线的集约化水平及带来显著的积极外溢效应。     

激进策略、短贷长投与非理性短期借款

以 2008~2015 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经测算发现：平均每年约有32.95%的上市公司存在非理性短期借款行为。实证分析表明，非理性短期借款主要用于企业长期投资，即“短贷长投”，这不仅给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带来了挑战，而且提高了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分析表明，短贷长投的主因并非实务界公认的金融制度缺陷，而是企业采取了过于激进的融资策略，因此对短贷长投的治理要“疏”、“堵”结合。     

政府补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

本文选取 2011～2015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企业研发效率， 实证分析了不同政府补助强度下政府补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效率存在正 “U” 型关系： 当政府补助强度较低时， 随着政府补助强度增加， 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却降低， 存在企业利用政府补助 “补血” 或 “贴金” 的情形； 而当政府补助强度达到 26.17%时， 政府补助对研发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拐点， 此时随着政府补助强度的继续增大， 企业的研发效率才会随之提高。     

国际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 DGE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居民、贸易与非贸易企业三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演绎了出口贸易、消费品与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以及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其内生作用机理，并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消费品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同单位的边际制约效应；出口贸易通过直接与间接拉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与加工贸易通过直接与间接推动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出口贸易与加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还存在“乘数”现象。本文的发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贸易政策改革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违规担保谁决策,谁负责

上市公司董事长(兼任大股东集团公司董事长)自己做主签字、加盖公司公章,最终为大股东集团公司担保借款7000万元,而上市公司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竟然7年未发现。此笔违规担保,就应主要问责大股东和董事长本人,对于公司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也要适当问责     

“一带一路”倡议、融资结构与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

本文以 “一带一路” 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 运用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度微观数据并采用DID和PSM-DID模型探究其对中国上市企业TFP的影响, 分析了二者之间作用系的机制效应。 研究发现： （1） “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省域上市企业的TFP; （2） 相比外资企业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TFP的影响更为明显; 相比中小微企业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对大规模企业TFP激励效应更大; （3） 当内源融资与股权融资不足以支撑企业经营发展时, “一带一路” 倡议会通过挤出银行贷款来增加商业信用融资, 从而影响企业TFP。     

乱治的脸谱变化

政府的不当激励,内控制衡缺失,市场发育不足、经济运行趋紧……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失衡,加大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追逐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求自利的非理性冒险行为。当下,大股东违规手段更加隐秘、多样,更注重组合手段使用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对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与能力产生着重要影响,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掏空能力就越强。A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显著特点是"一股独大",为了规范大股东的治理行为,监管部门颁布了诸多监管制度,并发挥一定作用。但时至今日,     

上市公司“存贷双高”异象与股价崩盘风险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以康美、康得新为代表的“存贷双高”型企业频现违约,给资本市场造成极大冲击。究竟“存贷双高”异象危害几何?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经济后果的角度系统验证“存贷双高”现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诱发效应。研究发现,大股东关联交易越频繁、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较多的高管持股、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高强度管理层权力有助于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缓解机制。上述结果说明,现阶段“存贷双高”型企业很可能虚有其表,背后与企业财务造假、大股东掏空密切相关,因此,投资者、监管机构等都需要对其予以足够重视,跳出传统财务分析的范畴对这一异象进行理解与警惕,提前防范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