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SA8000新规则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据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查反映，近期欧美等一些国家将可能强制推广实施社会责任管理体系(SA8000)认证，这一规范要求供应商不仅对产品质量、数量负责，还要对劳工权利负责。我国不少企业由于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不能达标而通不过SA8000认证．这将直接影响企业产品的出口。     

国际劳工权益保护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劳工权益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出现了国际劳工标准、核心劳工标准、社会条款、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以及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等，它们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从长远来看，劳工权益保护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些劳工标准还可能成为贸易壁垒。中国企业需要认真分析，积极应对。调整企业的竞争策略，加强企业的劳工权益保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SA8000与国际劳工标准

国际贸易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劳工标准的影响,很多企业在出口时被要求通过SA8000社会责任标准验证,否则将被取消订单.通过对SA8000的由来及涵义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将SA8000与其他劳工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结论:SA8000比其他标准内容更丰富,认可范围更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SA8000对我国外贸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劳工标准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分析

劳工标准问题是一个广受争议,且已逐步成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劳工标准的实施对我国企业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其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体现在工资投入、劳动安全卫生投入、保障工人其他权益投入和SA8000标准认证的投入这4个方面。总的来看,将会使企业的成本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SA8000 认证与中国企业发展

本文从SA8000产生背景出发介绍了SA8000标准,以及当前中国企业进行SA8000认证的现状及原因,并就中国企业进行SA8000认证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目前中国企业是否实行SA8000认证,能否执行SA8000标准以及执行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压力的大小和企业的成本—收益比较,机会与挑战并存。最后指出中国企业应把SA8000标准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努力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员工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多赢,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SA8000认证怎就动力不足

SA8000是由总部设在纽约的社会责任国际组织颁发的,它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同时也是全球第一个,并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唯一的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作为首个道德规范,SA8000的宗旨是改善全球劳动条件与劳工权益,符合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要求.SA8000关注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产品或环境.由于SA8000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任何规模的企业,所以SA8000认证的门槛并非高不可攀.SA8000认证在其基本条款的框架之下,以守法为最低要求,亦即遵循企业所在国、所在地区、所在行业以及上级单位和本企业制定的关于童工、强迫和强制性劳动、健康与安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戒性措施、工作时间、报酬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是底线.由于SA8000诞生的比较晚,所以其认证的普及程度与广泛性还不高,特别是国内的建筑企业,通过SA8000认证的更是凤毛麟角.     

正视SA8000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访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蔡建新教授

社会道德责任标准Social Accoutability 8000或简称SA8000，自1997年问世以来，受到了公众极大的关注，在美欧工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专家们认为，SA8000是继ISO9000、ISO14000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标准，并迟早会转化为ISO标准；通过SA8000认证将成为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又一重要武器。     

SA8000认证国内遭遇尴尬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曾盛传美国、欧盟一些国家要从今年5月1日起对我国出口企业强制推行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A8000),并且有超过50%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表示,如果该标准实施,将重新与中国企业签订采购合同。一时间,SA8000被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视为″洪水猛兽″,闻之色变。参加认证多为被迫最新的材料说,目前全球范围内只有400多家企业实现了SA8000认证,而中国居然有60多家认证企业,位居认证企业数量第二大国。但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没有一家已经通过SA8000认证的企业像通过ISO9000等认证一样大力对外宣传,就连当地政府和媒…     

SA8000:企业的社会责任证明

什么是SA800020世纪末期,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先后出现了一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多边组织,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评价体系和认证制度。SA8000(Social Accoutability8000的英文简称)是其中最有名的标准之一。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在类似监狱一般的工作条件下使用年轻女工的事实被曝光。为了挽救其被污损的公众形象,该公司草拟了第一份公司社会责任守则(也称生产守则)。随后,耐克、沃尔玛、迪斯尼等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制定了自己的生产守则。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先后出现了一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多边组织,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逐渐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并随着经济全球化而逐渐波及全球,尤其是处于全球生产链环节上的     

走近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SA8000(SocialAccountability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规范组织道德行为的一个新标准。有专家认为,虽然SA8000尚未转化为ISO国际标准,却是继ISO9000、ISO14000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标准,通过SA8000认证将成为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又一重要武器。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道     

劳工标准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基于国别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劳工标准和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通过工具变量的使用控制了劳工标准与直接投资流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劳工标准反而会成为吸引直接投资流入的原因．该结论无论在全部样本中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都得到了验证。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与FDI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投资地区和投资类型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FDI的流入规模。在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倒U型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FDI的流入规模；而对技术密集型FDI的流入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中国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人才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战略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空间溢出及门槛特征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强度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结果表明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积聚特征，同时FDI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显著，且在各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此外，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具有门槛特征。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强度跨过门槛值时，FDI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会呈现出下降趋势。     

市场需求和中国工业行业FDI流入

本文研究中国工业行业的市场需求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该行业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工业行业 2003～2014年度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行业市场需求规模促进了FDI的流入，在外资集聚度较高的行业，该种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考虑了FDI的动态效应后，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惯性”，前期FDI的流入会促进新的FDI流入。估计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后，各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The Effect of Residential Crowding on Labor Productivity with Evidence from the Twilight of Polish Socialism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effect of low per capita housing stock on labor productivity. Theoretically, a negative effect may be expected. Low per capita housing leads to greater difficulty in finding housing, which in turn leads to reduced labor mobility and a less productive allocation of labor. A dynamic model is developed which displays this relationship and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inter-regional migratory flows induced by regional labor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s. The empirical part of the paper focuses on cross-sectional information, using primarily 1989 Polish data aggregated at the regional level.     

浅析FDI流入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

随着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外资的流入促进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 的发展,但是,FDI在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在分析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和金融业FDI发展现状基础上,研究FDI流入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利用FDI促进我国金融服务贸易...     

中国农民增收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

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必须通过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比较进行研究。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是通过政府的惠农政策不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通过理论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是由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率、技术进步率、人均资本的增长率和农业人口的转移率等四大因素决定。所以，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深化价格政策改革、促进科技兴农政策改革、改善金融投资环境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基于生态足迹的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生态需求与供给的角度着手,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进行时间序列的动态测度与比较分析,探讨了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过去的2000—2011年共12年里江苏省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持续增长,而人均生态承载力不断减小,生态赤字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即人们的生活强度超过了该区域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已处于不安全状态,导致江苏省城镇居民可持续消费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高还是低?——兼论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

本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 ,从企业、制造业和国家三个角度进行了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计算结果表明 :和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非低于发达国家 ,而是高于发达国家。这种结论上的差异并非来源于所采用的数据和计算公式 ,而是来源于计算劳动生产率时投入和产出的计量单位。在比较研究中 ,我们习惯于投入产出均用价值量指标即“元 /元”来计算资本的生产率 ,用“元 /人·年”指标来计算劳动的生产率。由于不同国家同样数量的“人·年”劳动投入折算为价值量投入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致使使用不同计量单位计算和比较劳动生产率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本文认为 ,进行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 ,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和计算资本生产率的公式一样 ,投入产出均使用价值量指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dynamic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research assesses 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modulates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n economic growth dynamics in 25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for the period 1980–2014. The employed economic growth dynamics ar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wth, real GDP and GDP per capita while ICT is measured by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based on the Generalised Method of Mom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internet penetration and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overwhelmingly modulate FDI to induce overall positive net effects on all three economic growth dynamics. Moreover, the positive net effects are consistently more apparent in internet-centric regressions compared to “mobile phone”-oriented specifications. In the light of negative interactive effects, net effects are decomposed to provide thresholds at which ICT policy variables should be complemented with other policy initiatives in order to engender favourable outcomes on economic growth dynamics.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