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国有企业资本错配程度的比较分析

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配置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能够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现实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干预因素使得资本错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本文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资本错配测算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测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得到境外上市（实验组）与境内上市（对照组）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指数,通过对比分析发现：（1）境外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显著低于境内上市的国有企业;（2）与境内上市相比,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更低;（3）近些年,境内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低于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4）与在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相比,香港单独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更高。     

考虑价格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价格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指数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来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价格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高估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日趋显著,由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扭曲加剧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改善了资源错配,而市场分割和工业占比则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改善地区价格扭曲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培育开放的市场化动力、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启示。     

碳排放总量控制、配置效率与产出收益

高效统筹经济增长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是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理论研究发现，通过提高企业间二氧化碳排放的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提高经济总产出，降低碳排放强度。具体而言，本文在资源错配与产出损失测算框架下，将二氧化碳作为一种投入要素，考虑不同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量化企业在碳排放相关的能源市场和规制政策扭曲下面临的碳排放影子价格、碳排放错配程度及其宏观经济影响。使用2008—2012年中国税务调查数据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测算，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程度存在差异，总体变化呈倒U型趋势。反事实分析发现，如果完全消除碳排放影子价格扭曲，总产出可以提高50%左右，且不同行业的产出收益及其变化幅度存在差异。扭曲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现阶段碳减排应重点关注中小企业、高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和外资企业，以及重点能耗行业内的企业。基于优化碳排放配置效率的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实现经济增长与“双碳”目标的动态平衡和加快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可竞争市场上的进入壁垒——非经济垄断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把垄断和竞争放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分析,因而能够发现中国大量存在的垄断与竞争交织的市场结构,能够发现在可竞争市场上也存在着局部垄断,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竞争,这些行为表现为系统的偏离均衡的结果。本文通过企业成本模型,区分和厘清了垄断的不同性质,从理论上界定了非经济垄断的范畴,并提出相应的假设;然后,采用中国1998—2008年部分企业数据,选择了六个同质性较高的行业,通过对成本函数和勒纳指数的测定,以及对成本曲线的拟合与比较,检验这种性质的垄断是否存在。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并表明这种非经济垄断长期和稳定地存在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这种垄断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完全相悖的,它保护了低效率的长期存在,不仅导致社会资源错配引起的社会效率和福利的损失,而且导致公平的损失是存在大量腐败现象的根源。由此,本文提出:调整目前产业法规及政策细则,打破非经济垄断和促进合理竞争,消除市场的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     

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周期波动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未能有效重视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金融资源错配现象,为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迫切需要在理论层面深入研究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异质性信息不对称导致部门间信贷资源错配的内在机制。本文基于风险转移视角,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信息不对称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受贷款人可获信息影响,不同规模企业的风险转移行为扭曲了要素相对价格,造成部门间资本边际产出分歧和信贷市场资源分配扭曲。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政府对大企业的隐性担保会强化中小企业从事高风险活动的动机,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现象,而政府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能缓解信贷市场摩擦和资源错配。在风险冲击情况下,政府的直接消费措施对经济复苏作用短暂,而资金补贴措施则具有长期效果;但这两种财政措施均无法改善企业决策行为,仅是从资本品层面缓解了经济下行压力。风险转移和企业异质性的结合会放大货币、财政和风险冲击下的福利损失;不考虑资源错配的深层原因而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则会冲击劳动力市场,导致失业率上升。本研究为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和完善新发展格局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旧常态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演化趋势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 对偶核算法、 随机有效前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模型4 种常用测度技术， 测算和研究了 2002～2017 年TFP 演化趋势， 得到主要研究结论： （1）TFP 增长降速换挡表现为由旧常态的高速增长到新常态经济增速中高速增长； （2）TFP 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东部地区优势明显；（3）TFP 增长的主导角色更迭表现为由旧常态的技术进步主导逐步到新常态的技术效率主导； （4）TFP 的要素资源错配表现为新常态阶段资源错配态势加剧。 为推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认为： （1）稳增长以实现具有换档性特征的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质量保持强盛性和有效性； （2） 拓潜力以实现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质量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 （3） 增效率以实现具有叠加性特征的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质量保持有效性和协调性； （4） 优配置以实现具有风险性特征的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质量保持有效性和协调性。     

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实证研究——基于对细分的信息产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运用多投入多产出模型,从产出、投入两个角度测算分析信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产出视角的分析表明:相比非信息产业以及信息应用产业,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且存在“硬”强“软”弱的结构问题.基于投入视角的分析表明:资本投入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低.从动态演变来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剧烈波动都发生在经济危机后,而且往往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反向剧烈波动,表明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的过度增长往往伴随着低效率.     

政府悖论、国有企业垄断与收入差距——基于中国转型特征的一个实证检验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收入差距还没有出现收敛的迹象?这是经济发展本身造成的,还是和政府主导的转型式增长模式有关?本文就是从中国转型式增长的内在逻辑来探其究竟,中国转型式增长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最突出的两个特征就是地方政府主导和国有企业垄断。本文针对这两个特征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不仅没有弥合由市场竞争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是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症结所在;国有企业垄断本身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垄断的结合体即行政垄断却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体制原因。这表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并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本质在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合谋,即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因此,减少政府干预,消除行政垄断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中国信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基于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了1996—2005年中国各地区信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信息制造业的TFP的平均增长率为8.6%,其中技术进步是TFP增长的主要动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TFP增长存在显著差异,且技术效率存在收敛趋势;人力资本、工业化、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比重是拉动TFP增长的显著因素,而企业平均规模和聚集效应则对其有负面影响。     

国有企业主导与行政性垄断下的价格合谋——“京沪空中快线”引发的若干思考

本文基于民航产业的价格同盟进行的模型分析和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行政垄断和企业间合谋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规制缺失或默许的条件下．包含惩罚方式的价格合谋是一个可行和可实施的机制安排，而寡头垄断和行政垄断的结合是诱发规制者干预价格竞争，最终形成所谓“价格同盟”的结构和制度条件。规制者和垄断国有企业关系的交织和错位下的反竞争行为，是未来《反垄断法》实施的主要障碍。     

从消费者剩余分析政府对电力行业的管制和竞价上网的作用

本文从消费者剩余这一角度分析了价格管制、竞价上网对电力市场均衡的影响,指出电力行业的垄断行为必然导致社会效益损失,而实行价格管制及竞价上网能提高消费者剩余,降低社会无谓损失。     

浅谈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的防范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是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长期以来,单一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不同程度上均面临着管理僵化、员工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等通病,缺乏创新思维,缺乏市场竞争力。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显著提升国企的管理水平、内在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深远的意义。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而言可谓是一场革命,     

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将产业集聚因素纳入资源错配理论研究框架,构建了包含集聚因素的资源错配改善效果模型。进一步将资源错配程度细分,计算了排除集聚因素影响的分行业资源错配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72%的行业资本配置不足,69%的行业劳动力配置过剩;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配置普遍过剩,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资本配置普遍不足,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配置存在明显缺口。产业集聚的改善效果主要通过产业集聚形成的降低资本门槛和优化劳动力结构来获得,能够在资本配置过度和劳动力配置不足时改善资源错配,弹性作用分别为0.0737和0.1460;但在资本配置不足和劳动力配置过度时加剧资源错配,弹性作用分别为0.0568和0.0292。资本门槛和劳动力结构通过与产业集聚的协同作用,对资本配置不足和劳动力配置过度产生积极作用,强化并补足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本文通过分地区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集聚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改善效果更好,集聚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改善范围更广,这为优化中国产业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平衡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垄断行业的效率、改革与规制重构——转型经济中的经验与教训研讨会观点综述

行政垄断的判定与垄断程度的测度需要一个完善的标准。实证表明,行政垄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效率损失,而消除行政垄断只能分步骤有序进行。竞争政策的设计应结合本国国情,竞争政策的目标也应该是多元的,同时需要构建完善的反垄断体系。垄断行业的改革应根据行业自身特点与市场空间来确定其市场化的程度和规制的程度,需要系统设计改革时序,重构并建立科学的规制体系。     

规模、效率和技术

如何重新认识经济增长的来源,是目前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30年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所带来的竞争力帮助中国企业获得了世界分工的机会。最近10年来,资本投入的贡献也开始显现出来,借助于资本的力量,中国企业也具有了进入市场的机会。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只关注了规模这个要素,在效率和技术方面,我们却有着明显的差距。     

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

本文在分析和分解各地区及三次产业资源误置程度的基础上,通过在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内引入错配系数的方法,重新测算了我国在资源误置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并将除去资源错配因素后的实际技术进步分解为结构变迁效应和净增长效应,得到了资源错配、结构变迁和经济转型间的关系。研究还发现:要素流动障碍和资源误置因素的存在不仅影响经济短期的产出总量及其产出比例,也影响经济的长期产出组合方式(生产前沿面),我们若消除所有错配年份的错配因素,则在这些年份中,可使我国GDP增长率平均每年提高0.90个百分点。     

大国电改重启

<正>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电价的形成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干预:第一,政府通过直接定价或者指导定价的行政干预;第二,目前的电力市场结构导致价格扭曲,输配环节处于绝对垄断,卖电与买电绕不开国家电网。因此,解决行政干预与破除行业垄断,是电改能否成功的关键"电改的核心问题在于电价,而电价的问题出在电价的形成机制上,政府的行政干预与国家电网的绝对垄断是电价被扭曲的关键因素。这两个问题的破除,是电改能否成功的关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表示。     

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的制度支持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从经济增长机制看,中国25年来的GDP属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大致在9.65%以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要素投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TFP)。上世纪60～80年代,经济呈增长趋势,但TFP贡献要相对弱一些;改革开放后,因为理顺了经济增长的机制,要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TFP贡献更大一些,80年代后超过50%。从能耗绩效看,从1985年开始,我国的单位能源强度即能耗逐年下降,到2001年有所上升,这与我们重化工发展势头过快有关系。改革开放的20年时间,中国达到了以能源消…     

网络型厂商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行为机制的理论探析——基于资本结构与定价行为的视角

本文假设在不能有效地改变市场结构和维持价格管制策略的前提下,深入地分析了网络型厂商内部的结构和特征,以及执行管制价格同样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问题。得出通过改变以资本结构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打通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的利益流,建立起网络型厂商内部和资本市场上的利益制衡机制,进而制约经理层以价格决策为核心的市场行为,达到弱化网络型厂商市场势力和垄断产品价格柔性下调的目的,运用这种微观治理的方法,将外部不可能实现的约束和制衡引入到网络型厂商内部,从而使全社会的资源和利益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     

市场扭曲、跨企业的资源配置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各个产业里,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而且,企业的规模分布与生产率分布只有微弱的关联。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讨论了市场扭曲与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生产率差异的内在联系。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几个代表性产业里,市场不完全引起的产业内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扭曲解释了企业间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差异和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实质性部分,并导致了总量层面40%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进一步,我们还发现,地区市场分割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是造成产品和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原因,而企业所有制和政府补贴对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没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