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人工智能产业兴起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机遇。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面板数据、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进出口数据,利用Hausmann(2007)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计算方法,对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较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人工智能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效果更显著,人工智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新产品研发两条路径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本文结论对于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在制造业行业应用,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转变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率的影响

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同中国制造业进行匹配数据，并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2001～2021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行业TFP及其变化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TFP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制造业TFP变化率的影响则呈现出“U型”关系。就异质性而言，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对制造业TFP及其变化率具有显著的作用，而在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金融危机前GVC参与度对TFP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会通过提高外资利用度来促进制造业TFP;TFP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贡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全球价值链国际参与度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产品内分工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研究——基于15个制造业子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基础上,以1997～2009年15个制造业子行业为研究样本,分析我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与其生产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有利于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水平,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通过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更有助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进入到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价值链环节,实现产业升级.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49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为处于“低端锁定”困局的国家提供了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的绝佳机遇。本文基于2007~2019年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1)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后仍然显著;(2)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对高、中高收入国家以及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分工地位具有更强烈的影响;(3)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化投入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国全要素生产率越高,数字化投入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推动作用就越强。为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有益思路。     

基于工业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节能减排与稳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目前国内节能减排政策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我国工业行业在进行节能减排的同时保持稳定的工业经济增长，以改善发展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对我国31个工业细分行业2000～2014年的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计算，并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计量检验。结果发现我国工业行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能源产出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出弹性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约433%，同时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在这两种要素密集度行业的产出弹性也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要素密集度性质的行业应采取差异化的措施从而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保证产出稳定增长。     

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基于中国的实践,提出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制与路径,即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获取发达经济体中低端中间产品外包,通过国内生产体系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引致国内中间产品的创新,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引发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以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知识溢出与研发合作。上述机制共同推动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制造业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对间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口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但随着中间产品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负向效应明显下降;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力和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中间产品创新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正向影响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尤其是促进创新、知识和科技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国内创新体系效率;扩大高技能劳动力教育供给与国际研发合作;提高国内中间产品R&D投入强度,逐步降低对G5发达经济体中间产品的依赖,释放国内巨大市场规模的效应,持续推动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模型,构建了一个综合反映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的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分析框架。在剖析全球价值链融入路径的不同演进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和测算价值链地位指数、增值能力指数和价值链获利能力指数,刻画了1995—2011年中国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及其演进特征。结果表明,嵌入位置是决定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中国中技术、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分别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中、下游;中国制造业的行业技术水平与增值能力负相关,嵌入在低增值环节是导致中高技术行业增值能力弱的关键因素: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开始呈现嵌入位置攀升带动增值能力优势增强的积极态势:而中高技术行业则面临增值能力和嵌入位置同时下滑带来的边缘化风险。增值能力弱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升级要素结构、培育技术优势,以提升嵌入位置为抓手引导中国制造业向高增值环节攀升是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     

参与生产分割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及收入的影响研究

生产分割对一国价值链的提升和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考察了参与生产国际分割对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价值链水平、收入增长以及投入要素的报酬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分割与贸易出口等指标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效果,生产分割对技术部门的价值链促进作用所引起的差距比资本部门明显,生产分割使得技术部门、资本部门的收入增长差距均加大,另外生产分割也促进了高密集度资本投入要素的报酬收入增长,同时还拉开了高技术与低技术劳动力投入要素的报酬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实证分析

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流量国，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 将其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从行业和国家两个层面对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 结论如下： 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在区位选择上， 二者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资源丰裕型国家和发达国家； 在行业选择上， 二者关联度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其次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再次是资源密集型的采矿业等， 最低的是金融服务业和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最后， 根据文章实证结果，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更加有效地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对外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

对外产业转移是促进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要途径， 也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本文分析了对外产业转移影响中国价值链攀升的理论机理， 构建了逆向产业转移和梯度产业转移促进价值链攀升的具体机制； 实证研究了对外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 对2003~2017 年的 21 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 回归， 结果表明： 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 对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对价值链的攀升作用并不明显。     

新H—O理论视角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研究

本文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四位数表进行计算,2006年中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指数超过50%,初步进入了产业内贸易为主的阶段.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我国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明显带有新H-O理论的特征.中国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质量的差异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质量的差异产品.经验分析说明,产品差异性对我国产业内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发展产业内贸易的政策建议,希望更好地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替换核心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皆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幅度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此外,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也存在差异影响,体现为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贸易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推动出口产品升级。     

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产品内国际分工使国际分工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对中国工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验证了这种积极效应。并且,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与行业特性密切相关。在我国工业各行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表现出更快地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去的趋势,在这些行业产品内国际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也更显著。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制与效应——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本文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发现:(1)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治资源诅咒与基础设施限制,使数字贸易对非国有企业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与海外市场。本文结论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人工智能、中间产品内向化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

本文基于2007～2021年的ADB-MRIO数据库系统考察了人工智能、中间产品内向化对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在引致中间产品内向化的基础上，还能与其共同发挥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构建效应。这一促进效应是通过提高出口中间品质量、延长生产步长以及促进产业集聚的机制实现的；(2)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中间产品内向化的价值链构建效应越强。同时对于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人工智能和中间产品内向化的构建效应亦是显著；(3)拓展分析发现国内服务要素投入能够赋能人工智能发挥“稳链”效应，技术势差能够助推中间产品内向化发挥“建链”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推进智能制造、探索中间产品国产化路径是培育“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体系的重要支柱。     

制造业产品质量需求测度及行业质量供需结构研究

在产品质量供需结构错位的背景下， 本文采用质量内生决定模型， 基于2015～2017 年制造业进口商品贸易指数的月度数据， 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层面的产品质量需求， 并对其质量供需结构进行差异性分析。研究发现： 整体层面， 消费者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品质量需求分别呈现“正U型” 和“倒U型” 结构， 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动， 整体趋势稳定增长。行业层面， 消费者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呈多层级， 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一般、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质量需求高。企业质量供给能力整体落后于质量需求， 仅4个行业处于低水平供需平衡， 存在较大的进口依赖性。     

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数字贸易规则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0—2014年TAPED数据库中国缔结的RTA数字贸易规则数据、WIOD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签署RTA数字贸易规则能够稳健且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相比于贸易对象数字化规则，签署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引致的攀升效应更大。这种攀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专业化水平三条渠道实现。数字贸易规则水平广度越广、垂直深度越深，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且该影响在处于数字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尤为明显。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时，需要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合作、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相关货物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规则，以保证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核心利益。本文为中国今后如何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更好帮助本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出口产品议价能力的视角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正经历着“机器换人”浪潮，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了契机。本文立足于发展中经济体，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基于2009-2019年CEPII BACI六位码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核算全球33个发展中经济体和33个发达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议价能力指数，衡量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并检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间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差异对二者之间全球价值链议价能力指数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差异的缩小，显著降低了二者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推动全球价值链朝着更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方向重构。从机制看，发展中经济体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差异，能够显著降低其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增加新企业进入数量，从而降低与发达经济体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进一步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上下游行业关联产生更大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果。本文为发展中经济体更好地应用工业机器人突破与发达经济体对立的二元结构，改善全球价值链不利地位，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政策启示。     

创新要素流动、税制结构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探究创新要素流动和税制结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效应，有利于加快实现“制造强国”目标。本文基于多维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2009～2021年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熵值处理，构建面板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创新要素流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升直接税整体比重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创新要素流动和税制结构的交互作用并不能提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3)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R&D人员流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并不能增强R&D资本流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扩大企业所得税规模、降低增值税规模均有利于发挥税制结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以上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提升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