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规制国别差异中的腐败原因——一个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讨论了腐败和进入规制强度的具体内容和量化测度方法,建立了大容量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统计模型验证了腐败是进入规制强度的Granger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部分年份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具体测算了腐败对进入规制强度的边际效应,从时间、指标和分布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这一效应的细部特征,并对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进行了简要说明。     

反腐败强度与FDI: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外商投资已经成为促进我国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了研究腐败是FDI进入过程中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本文选取我国2002-201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反腐败强度对FDI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反腐败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之间呈正比关系,即随着反腐败强度的上升,会更多地吸引FDI的进入。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能够降低跨国公司的隐性成本,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的进入提供一个更加公平诚信的投资环境。     

中介机构、寻租网络与交易型腐败: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介机构参与腐败交易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腐败交易的一种新趋势,在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本文结合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借鉴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构建博弈模型,从中介机构与政府官员之间经由社会关系纽带维系的寻租网络入手,揭示中介机构参与腐败交易的原因,并以中国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中存在与政府官员具有特殊社会关系的寻租型中介机构时,腐败水平会上升,而且中介机构和官员间的社会关系纽带强度越高,腐败水平上升得越显著.提高腐败治理效果,不能单纯依靠监督和惩罚官员,还必须在中介服务业中建立政府官员回避制度,加大对中介机构参与腐败交易的惩罚,推行电子政务,提高政府规制的透明性.     

非对称规制下民营企业的进入决策分析

为了培育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规制机构往往采用非对称规制等方式来扶植进入者,而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对"鲶鱼效应"的期待,则决定了民营化的改革方向.考虑到非对称规制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目标的不同,本文分别构造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目标函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一个博弈模型来考察非对称规制对民营企业进入决策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短期内存在获利可能性时更具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不一定进入公用事业,动态情况下,国有企业因过剩产能而具有给民营企业设置进入障碍的动机,而长期内非对称规制不一定能够增加社会福利.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采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考察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行业分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差异性。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行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生产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环境规制会通过利润率和企业进入两个途径对行业生产率产生间接作用;3相对于污染型行业,清洁型行业会更早的跨越U型拐点。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我国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的强度;考虑到行业的差异性,针对污染型行业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恶化两难困境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运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U 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快发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门槛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由抑制转为促进,又转为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FDI与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政府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文章以政府为切入点,利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与动态面板的共同相关估计(DCCE)模型,研究了全球化进程中FDI的流入在政府效率与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对中国地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化背景下,FDI的进入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等效应降低地方的能源强度从而改善能源效率,中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在FDI的作用下有向东部地区收敛的趋势。此外,为了验证政府在能源问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作用的机制,文章将政府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纳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政府执政效率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同样可以起到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问题上政府与FDI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由此可知,强化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提高其配置资源的水平与效率,将是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重要一环。     

信息化、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互联网+"深度融合和刚性环境规制约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文章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引入经典生产函数,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区位商指数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信息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环境规制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且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基于此,提出通过不断加强信息化水平建设优化制造业聚集格局,并对制造业过度集聚的地区施行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

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打破资源和环境的诅咒,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竞争引致的环境规制互动行为,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基于政府竞争视角,借助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随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标尺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即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亦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行为不利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的均衡化发展;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产业高度化发展;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削弱了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环境规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因此,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良性竞争,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环境规制、投资决策与企业绩效——来自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1-2013年的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环保投资和研发支出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这主要是由于研发支出的创新效应抵消了环保投资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     

环境规制对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6个地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安徽省2005-2015年16个地市级面板数据,测算了历年各地市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就安徽省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促进安徽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     

环境规制差异、行业特征与就业动态

文章基于2004-2011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工业数据,将地区环境规制程度与行业特征相结合,采用倍差非线性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的省际差异对不同特征行业就业的净影响及其就业集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导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呈现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地区集聚的趋势,基于行业就业人数和就业份额的实证结果均比较显著。将工业行业划分为高污染-高资本行业、高污染-低资本行业、低污染-高资本行业和低污染-低资本行业四大类,通过计算环境规制的边际就业效应发现,环境规制会对高污染-高资本密集型行业产生正向的就业效应,环境规制带来的负向就业效应仅在纺织、纺织服装和有色金属采选等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比较明显。     

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年到2017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发展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而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方面,金融发展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还进行了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把握环境规制强度、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体制等政策建议。     

全球跨国合规反腐潮流正在兴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强化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全面责任.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出现是这一趋势的代表.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修订加入第十项原则,即反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和贿赂.这一修订标志着强化企业责任进入全球合规反腐发展新阶段. 所谓合规,一般指企业经营要符合本国及经营所在国的法规,执行公司制定的规制以及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合规是一个企业走向规范经营的系统化过程,当前则聚焦在反对商业贿赂和腐败.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地级市经验证据的分析

在已有关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中,鲜有考虑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而隐性经济本身不仅会带来环境污染,也会削弱环境规制的实际绩效。因此,纳入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从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以中国24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法和熵值法测算中国2007—2017年245个地级市的隐性经济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强度在隐性经济视角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和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项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则取决于直接的负向效应和间接的正向效应的净效应。隐性经济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隐性经济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恶化环境污染状况。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基于FDI质量中介效应检验

FDI质量视角下，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黄河流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首先，揭示三者影响机理;其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中介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最后，通过非线性模型，理清FDI质量的中介效应实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的中介效应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与FDI质量之间存在U形关系。因此，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对FDI质量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关键作用。     

环境规制影响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基于HOV模型,本文利用2004~2010年26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现在我国仍处在拐点的左侧,即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将降低竞争力,"波特效应"还不显著;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逐步降低,这主要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特点决定的。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如果能够制定合理科学的环境政策,实现环境规制与竞争力良性循环是完全有可能的。     

两种常用价格规制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公正报酬率规制和价格上限规制是世界各国规制实践中常用的两种价格规制模式,两者在激励强度、对信息的依赖程度和对被规制企业行为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差异。通过对这两种基本价格规制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规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

本文采用三种衡量贸易比较优势的指标,就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1998～2008年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了工业行业的比较优势,规制强度以及传统的要素禀赋是工业的贸易比较优势集中于干净类行业的原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产业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物质资本强度与产业贸易比较优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物质资本强度的增加,其对工业行业贸易比较优势会有先提高后降低的影响趋势;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意味着较高的比较优势,这可能和中国开展大量的加工贸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