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

为了考察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区位的重要影响,本文从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国际地位、政治关系定位等四个方面度量政治因素,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个东道国、4年204个观测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计量结果发现国家间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有显著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较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四个政治因素变量在不同计量方法(PCSE和GLS)下都保持高度显著性和稳健性,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税收优惠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样本的实证研究

为减轻企业负担，中国不断推出税收优惠政策措施，有效激发了企业市场活力，文章以此为背景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文章匹配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和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构建研究样本，在测度企业税收优惠额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影响具有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区位战略上的异质性；税收优惠通过资金和效率两个层面的传导机制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强度因创新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本身不同而存在差别。文章在微观上验证了税收优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优势来源，为持续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实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呈融合发展态势。文章从理论上构建了要素禀赋差异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中国为例实证研究了要素禀赋差异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要素数量增加时,企业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出口,而低技能劳动要素丰裕时,企业将选择减少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加出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中国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倾向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弱,甚至会起到抑制作用,但对滞后一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强。     

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实证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呈融合发展态势。文章从理论上构建了要素禀赋差异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中国为例实证研究了要素禀赋差异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要素数量增加时,企业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出口,而低技能劳动要素丰裕时,企业将选择减少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加出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中国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倾向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弱,甚至会起到抑制作用,但对滞后一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目前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多集中在影响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方面,本文则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发,分析中国这种对外投资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投资环境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东道国平均工资、两国间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法律环境以及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本文应用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就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经济发展与对外投资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相吻合;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东道国不确定性与中国ODI二元边际: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关于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文章将东道国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对中国ODI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其次,不确定性对ODI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和在东道国不确定性大于中国的国家更明显;最后,引入营商环境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东道国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

近年来,中印两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之一,相形之下,对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鲜有关注。事实上,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区位和投资绩效方面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比较,然后在分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微观层面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主动性较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前中国亟需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基于1995～2017年39个国家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并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检验结果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进一步用中国16个行业2004～201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国内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产生了挤出效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也会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文章最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大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央企业及单位的OFDI最能够促进中国GVC增加值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能够提升中国GVC增加值能力,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参考。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行业分布,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与产业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进行经济扩张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行业分布,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双目标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目标,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渐进性、多元化和动态性的产业选择战略,并具体对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对资源开发型产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的选择提出了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显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技术寻求动机,而且普遍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处于相对空白。本文以中国作为分析对象,从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国际技术传递渠道和中国的消化吸收能力3个方面归纳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10个影响因素,建立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并运用辅助分析手段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真实汇率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负相关,而政府支持力度的影响很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寻求逆向技术溢出主要还是企业的要求和行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展望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引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本文对现有的有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路径和政府的影响。本文还探寻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了理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以专利授权数量为表征的国内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没有对国内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