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

现实主义在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论、理性国家论、权力政治论和悲观性的哲学态度方面保持着相对统一,但其内部也在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如何克服安全困境、如何把握权力概念的绝对与相对内涵、如何理解国家的动机与目标、如何看待权力和安全与国家战略行为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层次区分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同时,现实主义也面临外部的尖锐批评,被指责过分强调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论,忽视变迁、道德、规范等因素的作用等等。争鸣和批判以及对它的回应和求变推动现实主义不断进化,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走向科学和成熟。     

全球化的冲突

关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 ,存在不少理论模式 :“历史终结论”宣布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和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 ;“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活动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 ;“现实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自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以来国际关系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全球化论者”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点不同的人都看到全球化必将带来和平与民主。这些理论模式给我们很多启示 ,但都难以解释三个客观事实 :第一 ,强权之间的对立 (和小国家利用这些对立的能力 )并没有消失 ;第二 ,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正在减少 ,那么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增无减 ;第三 ,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诸如经济和军事力量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 ,而且也取决于国内政治和领导人的个性。在过去的 10年里 ,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是国家内部 (和国家体制 )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     

全球化的冲突

关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状 ,存在不少理论模式 :“历史终结论”宣布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和政治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 ;“文明冲突论”预言国际暴力活动将主要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在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 ;“现实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自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以来国际关系本质上并没有变化 ;“全球化论者”宣称全球化将迫使观点不同的人都看到全球化必将带来和平与民主。这些理论模式给我们很多启示 ,但都难以解释三个客观事实 :第一 ,强权之间的对立 (和小国家利用这些对立的能力 )并没有消失 ;第二 ,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战争正在减少 ,那么国家内部的战争却有增无减 ;第三 ,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诸如经济和军事力量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 ,而且也取决于国内政治和领导人的个性。在过去的 10年里 ,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是国家内部 (和国家体制 )的分裂与经济。     

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

在网络化进程蓬勃发展的国际背景下,网络政治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与组织功能,通过蝴蝶效应以及网络活动主义途径作用于国际关系。除了财富外,网络政治在国际关系的权力、身份、规则象限中都有其存在形式。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并未超越权力政治,但网络时代的权力分配、权力范畴与权力性质却发生了一定改变。互联网使人们的思维结构与身份认同发生改变,世界不再仅仅以国界划分,而是辅之以认同划分。传统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忠诚对象的地位被弱化,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各种行为体在重新平衡。信息网络还对国际制度转制、改制和创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信息革命中崛起的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体不再屈服于强权政治,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互联网的无政府状态特性、主权超越性以及技术影响不确定性都呼唤着网络政治的全球治理的出现,但是制度行动者、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文化的限度决定了信息技术与制度互动的有限化以及网络政治的全球治理困境。     

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作为基本假设,对国家间信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信任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梳理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以及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信任理论,可以分别建构出以信用或信任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理论以及以国家信用为中心的规范理论。中国先秦思想家认为:一方面,信用和信誉对一国的综合国力、相对权力、国家安全和战略成败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信用和信任有助于国家间合作与友好,有助于同盟的建立和维持。另一方面,利益、透明度和信用等都是影响信任产生的关键因素。国家间信任理论对当代中国外交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将国家信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对外战略,增加对外决策和对外战略的透明度,加强诚信政府建设,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建设,加强中国传统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这些措施将会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信用、树立良好的国家信誉形象以及与周边邻国和主要大国构建互信关系。     

和谐世界观的思想根源、可期性与合理性研究——基于与温特世界国家观的比较

中国于2005年提出了和谐世界观,而西方学术界则复苏了对世界国家的研究兴趣。作者比较了和谐世界观与亚历山大·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在思想根源、可期性与合理性方面的深刻差异。在思想根源方面,温特的世界国家观是西方超验宇宙论中逻辑秩序的体现,而和谐世界观是中国内在世界观中美学秩序的体现。在可期性方面,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基于无政府状态难题具有消除差异的内在倾向,而和谐世界观基于不需要消除无政府状态而主张包容和尊重差异。在合理性方面,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基于目的论推断的承认斗争将带来世界国家的观点无法成立,而基于过程论的和谐世界观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各种过程不仅能成为促使世界从不和谐状态向和谐状态转变的动力,而且有助于实现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和谐。     

应对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不可“自废武功”

在国际无政府和自救状态下,一国国防力量的增强自动构成对他国安全的威胁。因此,每一个求生存、求安全的国家对别国增强国防的自然和唯一合理的反应就是增强本国国防,而这又将引起其他国家类似的反应,从而导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它的成立只需要两个最简单的前提条件:一是国际无政府和自救状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存在的),二是国家求生存的愿望。换言之,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还持续,只要国家还有求生欲望,它就跳不出这一左右为难的怪圈:为了生存,就必须加     

对现实主义范式与内核的再思考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澄清与反思。首先，关于现实主义的范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可能追求安全、权力和经济发展等利益，但并非总是认为安全优先或者权力优先。当国家安全不面临紧迫威胁时，国家可以追求其他目标；而且对许多国家来说，它们也无法把追求权力作为主要目标。尽管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但在大多数现实主义者看来，人性不一定是恶的，因为人性本质上是无法测量的。国际关系也未必是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也不仅仅是用来解释国际冲突的理论。某些要素在一些形态下会带来冲突，在另外一些形态下会促进合作。虽然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比制度、道德和认同等因素更重要，但并非认为这些因素不重要。其次，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即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解释对象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国家行为。它可以很好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并部分解释苏联的解体。国际结构的量变在不断发生，但质变相对困难，而国际结构的量变和质变都能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核武器的出现增强了两极结构的稳定性，但其重要性并未超过结构。最后，现实主义理论兼具解释性与规范性，也不排斥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只有建立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才能...     

国际组织建立的原因分析

作者认为国际组织的本质是国家安全的外在表现——国家利益的需要。文章介绍了国际组织建立的政治前提：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需求,大国利益的驱赶;分析了国际组织建立的具体条件：直接利益相关,合作的可能,合作有效。     

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北大核心

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单一本体论基础上,在单元层次上趋于把构成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国家视为权力单位,在关系层次上把国际关系简化为一种权力关系,在体系层次上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更接近物理系统的简单系统。而在批评新现实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单一性问题。作者在梳理学术界对国际关系本体论思考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基础,从而使国际关系研究跳出“政治学囚笼”,置于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新本体论三个层次的特点是:在单元层次,构成国际关系的单元是考虑了文明体与组织体两个侧面的多元国家;在关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一种由人类多维活动构成的复杂网络;在体系层次,国际关系是人类在国际场域中多元社会共现的演化系统。世界强联结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支持新的本体论思考:人类多维活动被深度卷入国际场域的现实支持从多元、多样的视角看待国际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强联结的现实支持把国际关系模式视为一种多维复杂的关系网络;国家间因深度互动而出现“共同体化”的趋势支持把国际体系视为“多元社会共现”的文明演化过程。     

试论国际恐怖主义概念、特征和根源

“9·11”美国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绝大多数国家纷纷表示,恐怖主义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且已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国内外对什么是恐怖主义,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说法多样,莫衷一是。因此,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急待统一认识。作者就恐怖主义定义进行了溯源,介绍了目前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和盛行的看法,比如:认为“恐怖主义是弱者反抗强权的武器”,“恐怖主义是反西方强权的战争”,“有些国家在推行恐怖主义双重标准”。作者认为,认识恐怖主义是为了消灭恐怖主义。反对恐怖主义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只有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反对恐怖活动任重道远,国际反恐怖主义,中国要有所为。     

美国对华战略(1990-2004年)——基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的量化研究

作者利用相互依赖理论,在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中提出了国家之间复合相互依赖的新度量和源于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的四种国家权力(直接弱权、直接强权、间接弱权、间接强权)及其度量。根据对这些权力的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作者阐明美国寻求建立自身优势主导地位的全球战略目标的实质是追求美国自身的网络地位和网络整体的秩序性,虽然1990-2004年间美国的全球战略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系统性困境:无法直接调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无法阻止他国在外交中实行低程度同配或异配。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网络角度分析了全球战略大局下美国对华遏制与纳入的核心战略意图,阐明中国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的国际战略使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纳入是困难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从网络角度来看,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是边权之争、权力三角之争,不同程度的同配性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中美战略博弈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竞争。     

区域间的不对称与制衡行为——以欧盟与东盟关系为例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对称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与单位行为体的制衡行为直接相关联。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发展,不对称性已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层面,其原有内涵和制衡逻辑也发生了转移。以地区性作为比较区域间不对称的参考点,作者探讨了地区层面的制衡行为,分析了不对称性、地区性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出于维护现状或提高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它们倾向于选择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由于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化风险,因此地区层次制衡行为的发生需有一定的条件。通过选取欧盟与东盟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作者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地区性能够反映区域间的不对称关系,也代表了地区层次的制衡能力;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没有特定目标,但主要以平衡大国或发达国家的地区性国家集团为主;当弱势国家的内部制衡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质的提升时,它们会更倾向选择通过外部制衡,即利用区域间关系来平衡不对称关系。尤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单极体系中,当国际结构对霸权国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时,地区层次的制衡作用便显得更加突出。     

论全球性调控的必要与可能

在全球共同利益与日俱增的同时，全球性危机也日益加剧，其根源在于全球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与此伴生的无序性，而无序性则在根本上要求加强全球社会的治理和调控。文章从秩序的强权支持、全球性权力中心的早期形式和当前全球性治理机制的缺陷等方面论证了全球性调控的必要与可能。     

国际研究的批判传统及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研究的批判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而且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流派如自由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方法上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的理论在其出现之初都是以批判形式出现的。自由理想主义最初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理论的面目出现的,现实主义最初是以反对绥靖法西斯的和平主义思潮登场的,实证主义最初是同反对冷战与越战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与当代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共同构成了国际研究的批判传统。作者通过回顾国际研究的理论史,认为这种批判传统立足于变化的具体现实,质疑流行的实践及其背后的理论,反对战争、强权、剥削、专制和排斥,提倡和平、发展、民主、解放与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非暴力的、可行的替代方案。今天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要求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在许多方面与这种批判传统是相通的。中国学者可以从批判传统吸取许多理论营养,以充实和丰富中国的国际研究,证明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正当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的思索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法演变史为理解国际体系转型、全球治理改善和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条法律的途径。中国与亚非国家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国际法的进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战后新兴国家对新型国际关系法律基础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西方特色的国际法知识进行了概要的回顾,进而对当代国际法酝酿的变革机遇进行了分析,最后立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中国的国际法文化资源以及和平共处国际法理论体系建设提出展望。作者认为,和平共处国际法理论是新中国立足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基础上,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和国际新秩序的大义所向,在与其他国家共同探索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外交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并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共性的国际法知识体系,它与联合国所致力建设的国际和平目标也是一致和相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价值体系和国际社会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共同引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和谐共生道路的基本价值准则。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大国频繁崛起,大国的频繁崛起又往往加剧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国际制度能为大国崛起过程中避免加剧“安全困境”创造条件;建构主义则指出社会共有观念能建构起康德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使大国崛起不会导致“安全困境”;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却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崛起必然加剧“安全困境”。在当前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似乎更应重视国际制度对超越“安全困境”的作用。     

重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年轻时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最近 ,带着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问题 ,重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 ,又一次享受到那段充满精辟哲理的语言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我们研究、思考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极为重要、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坚决摈弃“意识形态”至上的思维 ,坚定维护作为社会存在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安全与经济因素是影响和决定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而在以和平…     

三种无政府文化——《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读书笔记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建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作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外第三种主流学派范式,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了学界之中从未触及过的研究范畴.本文指出了温特对于无政府状态的三种分类,认为这样的分类正是讨论了之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不会触及的理论大前提,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填补理论空白.     

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历史上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往往诱发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大国崛起的“信任困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既有文献尚未对此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信任危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此,作者尝试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五常”信任思想、软实力理论和国际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际关系“五常”规范——仁、义、礼、明、信(分别对应善意、责任、秩序、透明、信誉)为核心内容的“信任力”理论及其整合模型。该理论是关于国际信任的一般性理论,有助于缓解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也有助于崛起国获取国际社会信任以便在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走出“信任困境”。提高信任力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的信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设计后,作者选择中国—东盟关系进行案例研究,以阐明信任力理论的有效性与未来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