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中的利他倾向、认知层级和有限信心——一个基于问卷的调查研究

本文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博弈行为的调查分析。通过分析恐惧、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三种情绪以及博弈具体场景的不同设置对被试者在博弈中所表现出的利他倾向、认知层级和有限信心的影响,得出:(1)在理性的利己主义层面,决策主体并不是完全自利的,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倾向,并且利他倾向会受到决策主体自身情绪的影响;(2)在理性的反覆思维能力层面,验证了认知层级理论,并且恐惧、状态焦虑以及特质焦虑三种情绪对反覆思维能力并不具有显著影响;(3)在理性的完美预见能力层面,决策主体对对方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信心常常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信心并不受到博弈具体场景的不同设置而改变,并且恐惧、状态焦虑以及特质焦虑三种情绪对有限信心也不具有显著影响。     

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异质性、程序理性与决策质量的关系——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影响企业高管团队成员认知与决策的重要情境,文章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维度分析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与程序理性和决策质量的关系。285家企业的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成员经济责任取向正向影响程序理性、负向影响决策质量;法律责任取向正向影响程序理性和决策质量;道德责任取向负向影响程序理性、正向影响决策质量。程序理性的中介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认知偏差与理性选择--基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认知博弈

认知博弈是实际博弈行为最重要的环节。本文运用“最后通牒博弈”问卷实验检验经济学理性假设和决策中的认知偏差。行为经济学证实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认知偏差。本文通过实验问卷发现,即使在确定性条件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和框架效应。     

股民预期行为的形成机理分析

不同于主流金融理论把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看成是投资者的最优决策过程,本文认为投资者预期表明了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认为股民预期行为体现为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股民预期行为的形成是在比较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基础上,在与其他主体博弈中,通过反复学习而形成的。     

浅述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破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所谓博弈是指：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的结果的过程。我国博弈论专家谢识予说：“博弈论是系统研究各种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参与人具有充分或有限理性能力的条件下，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而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结合这两种观点，博弈论可以理解为研究理性决策（参与）之间策略、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结果的理论。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达成并执行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情绪对危机决策的影响研究

历史上,人们一直将情绪与认知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但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时,对于危机决策的研究也更需要详细分析情绪对于危机决策者认知与决策的影响。因此,只有从认知和情绪的定义出发,分别分析预期情绪和即时情绪对于决策影响,才能深刻阐述危机情境下情绪对于危机决策的影响,从而为提高危机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提供借鉴。     

决策行为中的预期情绪与即时情绪

EU类情绪模型较早考虑了情绪在决震中的作用,但是它们仅涉及与决策结果紧密相连的那部分情绪,即预期情绪.它们忽视了即时情绪对决策活动的影响,即时情绪通过直接影响预期情绪和决策者决策时的认知加工过程而对决策活动施加影响;它通过对决策过程信息加工中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而间接影响决策行为.预期情绪和即时情绪是决策者决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种情绪,它们从不同角度影响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从而影响决策效果.     

世界生产体系中四方参与人的进化博弈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体系的巨大变革,及其引发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深刻变化使学术界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从跨国公司、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这4个主要参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以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模型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四者之间如何通过学习和修正其策略来实现均衡的过程说明推动世界生产体系变革特征的内在原因。     

创业团队认知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北大核心CSSCISSCI

创业团队认知推动了创业团队研究从关注团队行为理性深化为团队认知理性,揭示出团队行动背后所隐含的驱动机制,逐渐成为创业学领域的独立议题之一。目前针对创业团队认知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也较为零散。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立足状态观、过程观以及能力观三个视角归纳出创业团队认知的概念内涵;然后,分别从认知基础、认知互动、情绪体验层面梳理创业团队认知的前置因素,并阐述创业团队认知对团队创造力、团队行为、创业过程、创业绩效的影响;最后,提出创业团队认知的前因后果作用机制整合框架,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外交决策研究方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是理性行为者方法,这与当时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理性的重视有关。1962年艾利森和霍尔珀林的《决策的本质》一书问世,带来了决策理论中的变革。1972年他们二人又在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对理性行为者模式的替代方法——官僚政治模式。他们认为,理性行为者模式把政府组织的和政治的复杂性简化成为一个单一的行为者,而忽略了官僚体制的存在。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统一的、理性的计算单位,而是由那些具有不同利益、持不同政策观点的组织和个人所组成,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政府决策是集团的博弈,而不是个人的活动;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和理性过程。作者还阐述了官僚政治模式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对它的批评与修正以及美国总统权力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等,其结论是,与决策理论中的其他方法相比,官僚政治模式是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     

论新疆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创新

<正>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供给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这已达成共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框架。根据这一理论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力资源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得到有效组织而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源开发和合理配置取决于一国或地区     

欧盟的国际危机管理转变与理论视角

危机管理研究的对象之一是决策中的政府内部组织过程,此类研究将政府看做是由若干组织形成的一种复杂关系网络,而危机决策是这一组织结构相互作用的输出。作者选取同样的视角,以欧盟危机管理活动与其所处的"复杂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为主题,从冷战后国际危机的诸多变化所带来的行动压力、内部多层次、多元化的利益冲突、反应性的制度变革等方面探讨欧盟危机管理的动力和局限,借助相关的一体化理论框架解释欧盟在内部和外部两个竞争图景之间的理性选择,并将欧盟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做出判断。     

认知、知识和创新本质——一个可能的综合分析框架

关于创新或技术创新,大多数学者从范围、类型和特征等来界定其涵义,很少涉及到创新本质的研究。本文认为经济主体的认知模式和累积知识是创新产生的主要动因和本质所在,并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成立“陕甘宁发展研究中心”倡议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为实现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提升市县区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水平已到刻不容缓之际。这一方面有赖于政府机构的改革、官员认知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学会从政府力量以外的地方寻找利于决策的信息、观点和方案。因而,民间智库理应得到决策者们的更多重视,让来自民间的思路、智慧更多汇聚到政府的重大决策中去。     

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复杂决策研究——基于江苏省全员核酸检测系统上云部署的实践

新冠疫情防控具有“突发状况多、规范性少、独特性多”的特征,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信息技术的使用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手段,但也凸显决策主体的认知缺陷问题。本文基于复杂决策理论,以2021年南京禄口机场突发新冠疫情后江苏省成功快速完成全员核酸检测系统上云部署为例,结合情景参与收集的数据,着重探究弥补决策主体认知缺陷的有效方法和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决策主体可以从决策问题的复杂性分析、决策目标的综合控制、决策过程的迭代、决策方案的递进优化四个维度来弥补其认知缺陷。（2）决策组织平台在初始阶段须以政府为序主体,并在不同决策阶段自发或推选确定不同的序主体。（3）“物理复杂性—系统复杂性—管理复杂性”的协同转换为复杂系统思维范式转移的有效路径。本研究对于在复杂紧急情况下如何作出与新技术应用相关的复杂决策,以及提升政府等主体的疫情防控管理决策水平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分析--层次、视角与理论模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作者从体系、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体五种视角梳理了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多种理论模式,它们分别是国际体系理论模式、理性行为者模式、多元论模式、小集团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决策者个人认知理论。这些理论模式虽然弥补了传统研究的不足,也有助于解释美国式制度下的外交决策特征,但它们都存在理论假设不足、理论模式应用的普遍性不足以及综合性理论缺乏等问题。由于各种理论模式都只从某一特定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特征要求研究者对各种已有理论模式的应用范围进行探讨。作者从决策客体和决策主体两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即决策客体主要从危机情势、现状是否改变以及议题范围三方面探讨不同理论模式的应用范围;决策主体主要从决策者的管理风格角度探讨理论模式的应用。     

中国政府非公有制经济制度供给及其区际差异

运用新制度经济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提供的制度变迁过程.使用制度自由度衡量国家提供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变化.认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制度从低自由度向高自由度的转变是意识形态变化的结果,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截留和用足用活是导致现阶段各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信任行为:从理性计算到认知博弈的范式转变

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必需公共品,信任概念是一个被不同学科广泛关注的论题,市场信任危机的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界的重大课题。信任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经济学理性的行为信念,经济学所计算的信任行为代价或成本并不意味着信任行为本身,用理性逻辑去计算理性之外的、而与伦理、情感及认知相关的信任,忽视了决策外生变量和博弈信念的决定性作用,其遗漏的理论点正是关于损失收益认知、信念的逻辑。基于行为认知的博弈论原理,结合心理学、语言学逻辑相关文献综述。文章在分析理性计算的信任行为研究进展及局限性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基于认知理性的信任行为及其认知博弈的分析框架,试图为信任行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解。     

浅谈行为财务理论

传统财务理论始终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充分的决策能力来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决策,经济主体追求最优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是该理论作用的基础。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财务理论悄然兴起且日渐发展,对原有财务理论框架下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介绍了行为财务理论的内涵和研究对象,系统阐述了行为财务理论的理论基础,对行为财务理论与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比较。     

资产价格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的机制探讨

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产生了三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一是技术创新与全球供应链显著提高了全球生产率和企业盈利能力,资本边际产出的提高使企业资产价格提高具有了实在的物质基础;二是有关资产收益持续上升的预期,推动了世界范围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三是企业利润、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增长支持了居民消费增长,即美国家庭消费增长基于家庭资产增长但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长.在动态均衡分析框架下这一过程被解释为,生产方式变革引起资本预期收益上升形成了新的边界条件,表现为即期人均消费水平与人均资本水平上升.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性预期条件下的残差项序列相关过程.一定时间点上的整体资产价格超过当期甚至是预期资产边际收益贴现水平,且不可持续时,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就会转为金融危机.理论假设为预期资产边际收益上升持续高于即期资产边际收益的残差项自相关过程所依据的制度性条件,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化.其次是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制度转变是持续的高资产边际收益预期重要制度条件,美联储不对称的货币政策直接支持了资产价格泡沫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