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促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高管股权激励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意愿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低,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技术市场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降低效应也较显著。研究结论对实体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决策,对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生产性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国138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以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相对收益率和相对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风险对冲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对冲效应相对较大,但仍小于挤出效应.进一步综合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虽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整体风险,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化投资均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影响的研究

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预防性动机与投机性动机,以“沪港通”交易机制为视角,考察了境外投资者治理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并通过影响机制识别不同动机下产生的双重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对金融投资的倾向性,且这一影响在高成长性、风险承担能力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同时,境外投资者还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投资结构与抑制管理层自利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进行积极干预,并以此对企业预防性与投机性金融投资决策发挥出积极的双重治理作用。     

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银行金融科技与流动性创造功能

持有流动性相对较差的资产而借入流动性较强的负债，被称作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也是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金融科技发展从多个角度重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基于我国2010—2018年136家商业银行的年报文本信息，本文构建了产品、渠道、技术和应用四个维度的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指数。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但主要降低了负债端的流动性，对资产端的流动性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对于银行流动性创造功能的抑制不仅没有削弱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反而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明晰银行流动性创造功能，更好地利用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科技金融发展能否促进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基于2010—2017年科技金融发展与上市中小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揭示科技金融发展影响中小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以及政策性科技金融与市场性科技金融之间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策性科技金融与市场性科技金融之间的替代效应略大于互补效应;商业银行贷款和创业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财政科技投入仅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投入间接抑制其技术创新;资本市场融资不仅直接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而且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投入间接抑制其技术创新。     

数字金融、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文章从数字金融的视角出发，以2011—2020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且在分析师关注度、研报跟踪数量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监督治理下，数字金融对影子银行业务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下，数字金融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降低作用仍然显著；作用机制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条路径来改善企业对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依赖性，进而降低企业影子银行化。研究结论可为抑制非金融企业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和防止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经验证据。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人力资本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

利用2013—2019年银行数据，通过文本挖掘法构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银行所在地人力资本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有助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越高。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影响路径影响银行金融科技发展。首先，人力资本通过为银行提供服务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发挥直接促进作用；其次，人力资本通过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发挥间接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基于研究结论，为加快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出对策建议。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与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冲击——来自贷款公告市场反应的证据

文章采用一种更加综合的银企关系度量方式,从贷款公告市场反应的视角,首次检验了银企关系强度与企业金融化对银行缓解信息不对称能力的影响。基于A股市场数据,研究发现银企关系越亲密,贷款公告的市场反应越正面,表明亲密的银企关系有助于提高银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但危机后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会削弱亲密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文章深化了银行信息生产领域的研究,为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以及信息在金融市场中的传递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金融发展、信贷资源配置与过度投资

本文旨在分析金融发展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从而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微观证据。基于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贷款量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企业获得长期贷款越多后更容易进行过度投资,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使债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意味着,在缺乏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发展(金融深化)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政策冲击和契约执行双重制度变革视角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风险源,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亦是各经济体面临的一大难题。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经济运行规则和执行措施的"混合体",其设立形成的政策冲击效应和契约执行效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从自贸区设立这一事件产生的冲击影响出发,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区的设立是否影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动态检验发现其抑制作用存在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利润率均等化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自贸区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显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内陆重点城市企业、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且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文章对推进自贸区增资扩容、推广试点区域有益的制度经验和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以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为探究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文章选取2009—2019年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国际机器人联盟（IFR）分行业工业机器人安装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有利于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且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有效；理论分析和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是通过提高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增加企业政府补贴实现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据此，建议政府从供给侧、需求侧加大对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的支持力度，以缓解制造业企业过度金融化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模式,金融运行新体制？

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银行、券商和交易所等中介都不起作用,贷款、股票、债券等的发行和交易以及券款支付直接在网上进行,市场充分有效,接近一般均衡定理描述的无金融中介状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思考

实现科技及其产业大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除了财政经费以外，金融货币资本能否有效利用影响极大。自１９８４年起步，科技部门和银行系统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为科技成果转化开辟了银行贷款渠道，贷款规模已由当时的５０００万元，发展到每年上百亿元，现在全国科技类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１６９００亿元。科技系统的星火、火炬、成果转化、军转民等计划和国家高新区建设都是在金融支持下得到迅速发展的。但是近几年来，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不够理想，宏观表现是：科技中小型企业贷款困难，而银行又有大量资金贷不出去，一定意义上已经形成了科…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金融溢出效应研究

在全球金融市场日益融合的背景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金融溢出效应远远超过了贸易溢出效应,成为危机在各国间传导的最为快速和复杂的渠道。危机爆发后,迅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共同贷款者和银行间的相互关联,把危机传导至世界各国,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应逐步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合作,有效防范债务危机的金融溢出效应,促进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金融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阐述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探讨金融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国的金融制度通过降低金融交易的信息成本，风险管理和企业控制等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增长，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至少在近期内将继续是我国金融制度结构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