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北大核心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日本、美国对华投资的实证分析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众多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与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日本、美国在中国投资对其本国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各自的影响不同。日本对华投资,出口贸易增加,投资与贸易是一种互补关系;美国对华投资,出口贸易下降,投资与贸易是一种替代关系。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北大核心

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会以各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国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压力下美国盟国如何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做出选择。作者认为,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至少有四个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一是安全考虑,即对华经贸合作是否会带来严重的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二是经济利益考虑,即对华合作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或中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于其他选项;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即一国国内尤其是政府(包括议会)中是否存在积极支持或反对对华合作的力量,执政者是否会从对华合作中获得政治收益或付出政治代价;四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双边关系好则合作的偏好就强,反之则弱。研究表明,美国的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美国盟国的决定,而是要同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可能是强化美国压力,盟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也可能是弱化美国压力,盟国拒绝美国的要求。从作用机理看,盟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考虑是自变量,对华关系是干预变量,盟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决策是因变量。这些发现有助于在学理上更准确把握美国盟国在涉华经贸关系上的行为逻辑,更好地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性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也能够为在实践中处理好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因素提供有益的启示。     

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

针对当前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实践，认知理论指出，美国决策者认知倾向的转变促使其在对抗的二元模式下重塑了对华政策框架，导致对华各领域交往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中美价值观矛盾迅速激化。在后冷战时期，秉持一贯价值理念的美国历任决策者将价值观因素纳入对华决策过程，并对双边关系走向和互动模式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依赖于“图式演绎”机制在决策者认知层面发挥的导向作用：基于对既往相关政策图式的借鉴，决策者得以在有限的决策空间内完成对当前情势应对方案的选择、在话语层面形成相应的政策叙事，并将其确立为指导具体政策行动的原则。作者借鉴图式理论和公共政策学叙事分析方法论，搭建起图式—叙事—政策分析框架检视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尝试为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的演化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研究发现，基于对“冷战图式”的演绎，不同美国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决定了价值观因素对中美关系作用的方式、时机、场景及限度，其差异通过政策叙事的不断重构得以连贯呈现，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互动模式。在双边关系复杂变化的当下，强化认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美认知域博弈态势的把握，并为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管控竞争风险带来启示。     

当代市场营销的研究趋势--基于对美、英、法调查结果及优先资助项目的分析

通过分析美国、英国和法国市场营销学者关于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亟待解决的 问题、研究兴趣的调查结果,以及美国营销科学研究所近年优先资助的研究领域,本文提出了 市场营销学科未来在理论、方法,以及理论和方法应用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课题。     

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决策模型

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是国际商务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但至今此类研究相对匮乏,基本局限于国际管理与营销范畴.本文试图建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决策模型,由此清晰展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抉择的影响变量和框架.本文首先描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其次分析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区位变量;再次剖析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企业变量;最后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构筑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决策模型.     

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特点及对策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华反补贴成为新的热点.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美国,其对华反补贴案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因此,分析美国对华反补贴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反倾销与中国的出口损害——基于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案例数据的研究

本文采用1990~2011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案件涉案产品的HS 8位编码数据,研究了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对中国相关涉案产品对美出口的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了中国对美涉案产品的出口,但这种影响只具有短期特征;美国对华反倾销申诉导致了中国涉案产品出口对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的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具有持续性;以反倾销作为贸易平衡手段并不会改变中美贸易的长期失衡,由于美国对华反倾销降低了美国市场在中国出口产品全球市场中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际上也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国内外集市研究综述

关于集市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国外研究已从注重理论研究向行为研究延伸;国内研究从集市的历史形成、时空结构、功能等向影响因素及多学科综合领域拓展。本文就国内外有关集市研究的成果做了进一步梳理,并进行了相关述评。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投资发展迅速,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华子公司引进技术的水平也呈不断提高态势。从美国对华投资的特点来看,其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且,美国对华投资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研发当地化以适应国内市场的需求就成为其必然选择。本文将在简述美国对华投资企业技术特点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中国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为中国在引资过程中趋利避害提供理论参考。     

出口反倾销立案申请预警:基于面板数据logit模型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2～2006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反倾销的现实,先通过"逐步排除法"从20个预选指标中筛选出6个在对华反倾销申请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指标,然后利用具有时间前瞻性的面板数据logit模型建立了出口产品遭遇反倾销指控的预警模型。结果表明:行业失业率和进口产品市场占有率等因素在美国纺织行业对华反倾销申请决策中具有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国纺织品市场占有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在未来6个月内遭遇美国纺织行业反倾销指控的机会比率将大约增加3.7%。     

第115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行为模式研究北大核心

第115届美国国会打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惯例,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已然成为美国激进对华政策的“策源地”。这一转变突出表现为涉华提案上的剧烈转向,其根源可能来自两个机制:在个人层面,议员通过反华提案谋求政治影响力;在选区层面,议员则提出反华提案回应选区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浪潮。为检验这两个机制假设,作者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该届国会的提案行为模式: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测量议员的对华态度,再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量议员涉华决策影响力,最终使用决策树和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态度和影响力的机制路径和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议员个人属性层面,议员的个人意识形态越激进、资历越浅,其对华态度就越负面。第二,在选区属性层面,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人口比例越高和选区政党极化程度越高,其对华态度越负面。第三,议员的涉华决策影响力、意识形态激进程度与其领导力呈正相关关系。上述发现表明,较负面的涉华提案既是议员获得跨党派支持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手段,又是两党选区共同支持的议题。在2016年大选以来两党极化加剧和“保守福音派”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情况的变化可能是推动美国国会对华决策转变的根本原因。     

报复性反倾销与美国对华倾销裁定

采用1998～2008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例数据,文章研究了中国报复性反倾销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华反倾销裁决的影响,结果显示:报复发起的频率、报复性反倾销涉案产品的出口比重以及上期对美反倾销次数都显著影响了USITC对华的倾销裁决。     

解读负面观念的由来——用学习进化理论解释美国的中国观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此点已成为中国上下的共识。但近年来美国对华逐步形成的负面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两国关系中不断出现的曲折反复。作为国际政治学中一种新的流派 ,学习进化理论为从另一角度探讨美国对华认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影响因素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本文试图通过对学习的内在属性和特征的探讨来阐明其在观念形成和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意义。     

反倾销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分析

本文针对反倾销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关系问题,运用GL指数和二元Logit模型研究发现,1995～2006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摩擦张力较大的20类涉案产品,其产业内贸易指数都比较小,且美方处于较大的贸易逆差失衡压力,这些成为引发美国对华不断发起反倾销贸易摩擦的实质原因。并且,从经验上否定了反倾销密集程度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正相关关系。结论是,美中双边产品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且美国处于贸易逆差失衡的产品最容易招致美国对华反倾销行为。     

“超越接触”：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的对华政策辨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从讨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逻辑与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入手,揭示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依据,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利益交汇错综复杂,虽然美国此次全球战略调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但美国并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实施对华遏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本质上仍属"接触"的范畴,但在新的全球战略格局、亚太区域形势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美国自身战略资源发生萎缩的情况下,它不是对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接触政策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其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的"超越接触"。继承方面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都希望从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获益;都对中国崛起保持防范心理和威慑姿态;都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展开全方位接触。超越方面主要体现在: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其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对从中国崛起过程中获益的期望值明显增大;对华接触手段有所创新;军事威慑在对华接触中的作用大幅增强。     

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主流——商务部美大司司长何宁谈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深化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推动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双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中美迎来了建交30周年，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状况如何？中美商贸联委会机制的情况怎样？奥巴马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美国新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有何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这对中美双边贸易将产生什么影响？     

劳动过程理论及其经验研究之简评

劳动过程理论最早由马克思提出,经过后人学者不断扩充发展,逐渐得以丰富和完善。介绍并分析国内外学者在劳动过程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具体情境对该理论进行了反思。     

美国典型情报分析理论研究综述

情报分析是情报处理工作的核心,以高质量的情报服务于决策,是所有国家维护利益和运用实力的必要保障。美国情报理论界对于情报分析理论的探讨早已成为百家争鸣之势,其集合的大量成熟的分析技巧、方法和经验,代表了当今世界情报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文章通过系统地研究美国典型的情报分析理论,探寻其内在的特点规律,揭示情报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