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观点的分歧及其分析

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东亚安全秩序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外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安全合作构想,这些构想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模式之间的竞争:霸权秩序下的合作、均势秩序下的合作以及地区安全共同体。作者介绍了这些合作主张之间的差别,并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做出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大部分学者的政策建议与其理论依据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比较可疑;东亚安全的研究者们需要更为谨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按照安全合作的性质和功能差别 ,可以把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分为四类 ,即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合作安全以及集体安全。冷战后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多边合作相比 ,亚太地区最大的特征是缺乏建立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这三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条件 ,只有合作安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合作安全本身存在一定的功能缺陷 ,所谓的“亚太方式”又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局限性 ,使得合作安全未能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合作安全模式与传统安全模式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安全观截然不同的新型安全观念——合作安全。本文针对合作安全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合作安全模式与传统安全模式的主要区别合作安全一词最早由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和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于90年代初提出。对于合作安全的概念,比较普遍的看法倾向于:合作安全是国家间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实现国际安全或地区安全,进而实现各自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模式。     

集体安全及其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模式的启示

东北亚地区进入到了一个安全结构和秩序转换的过渡时期,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但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安全模式。从理论来源、主要特征、历史实践等方面发现,集体安全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难以适用于东北亚地区的复杂局势。     

两种安全观念 两种安全模式——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利的认知 ,是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 ,同时 ,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中美之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造成了安全观念上的差异 ,但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何使中美之间求同存异、增信释疑、扩大合作、减少麻烦是本文所要作出的努力。本文指出 ,由于中美在安全观念上的差异使亚太地区形成了两种安全合作模式 ,这样的两种安全观念、两种安全模式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安全结局。为了避免两种安全观念不必要的冲突和摩擦 ,有必要对两种安全观念的构成要素逐一加以分析 ,以便趋利避害 ,求同存异。本文建议 ,中美双方应对“战略性伙伴关系”重新定位 ,并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动力。虽然 ,中美之间在现阶段还难以达成战略性伙伴关系 ,但要把它作为一个努力方向 ,不能放弃。当前 ,要在“致力于”和“建设性”上多下功夫。战略性伙伴关系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 ,要循序渐进 ,可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建立相互包容、和平共处的关系 ;第二步建立互补互利关系 ;第三步建立互信合作关系。上述建议可以概括为 ,以新的“三C政策”(Co -Existence ,Complement ,Cooperation即共处、互?     

身份兼容与安全治理

安全互动塑造安全身份，进而决定安全战略。在“安全互动→安全身份→安全战略”的逻辑链条中，贯穿其中的有两种基本的安全逻辑：对立安全与兼容安全。本文以朝贡和平的东亚安全秩序为例，说明了其反映了兼容安全理念的兼容安全实践，并提出基于身份兼容的全球安全治理要注重管控防范安全对立和充实拓展安全兼容，以求实现一个普遍和平、共同安全和繁荣发展的人类世界。     

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构建

与欧洲地区主义从中心到边缘的演进逻辑不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主要是从边缘到中心。两种地区主义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东亚无法像欧洲那样协调解决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两大挑战。东亚要构建欧盟那样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就必须寻找替代路径。在东亚不能沿袭欧洲路径协调解决两大挑战的情况下,暂时同步搁置或冻结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问题,或许是一条现实可行的东亚之路。     

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与非东亚要素

研究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与“非东亚要素”时 ,必须考虑在地理上不属于东亚的要素 (大国 )和不是东亚固有的要素这两个方面。前者无论是从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还是从对东亚的积极介入程度来看 ,首要因素是美国。后者则包括能源、全球经济、宗教、文化等等。美国从地理上来讲是“非东亚要素” ,但撇开美国无法谈论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然而 ,尽管美国的意图和物质力量是全球性的 ,但它并不具有保障东亚地区安全的“软能力”(governability)。东亚各国判断美国在东亚以军事同盟为基轴的领导的是与非时的标准是 :(1)美国是否对本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稳定起积极作用 ?(2 )是否有利于防止和抑制地区纠纷 ?(3)能否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等超国家、非传统的威胁 ?最后 ,作者认为经济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非军事危机将来可能是威胁东亚地区安全的最大因素 ,为此 ,建立由东亚各国组成的“非军事危机的非军事管理”机制是东亚各国的紧迫课题。     

新安全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中国崛起需要新的战略思维,其核心概念就是“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它们分别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经济要素构成了共同利益的基础,使国际关系越来越体现为共同利益的结合。东亚是中国实行“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的首要地区。发展本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来带动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     

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

东亚区域化以中小国家为主导,地区大国的迅速崛起与地区多边合作并行发展,呈现出旺盛的活力。现有的结构理论和进程理论难以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作者提出了一种进程主导型的地区合作模式,或称“过程型建构主义”,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交感而化”是这个模式的核心,亦即通过合作进程吸引大国参与进程并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化。进程推动了权力的社会化、孕育合作的规则和规范,并且催生集体认同。进程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而第一次东亚峰会作为个案研究,初步验证了进程主导型模式的作用与局限。     

21世纪初中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西部安全

中南亚地区与中国西部的新疆和西藏接壤。历史上,中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的西部稳定密切相关,而中国西部安全环境又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影响中南亚地区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二是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因素对中南亚安全环境的影响。21世纪初,中国的西部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和促进中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基础,与中南亚国家建立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与该地区的主要大国寻求共同利益,力争在热点问题上达成共识。     

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

尽管“人的安全”这个概念仅仅存在于安全政策的边缘 ,但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 ,它重视人类的多重性 ;另一方面 ,则更加直接地关注在暴力冲突情况下对个人或者单个团体的保护。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 2 0 0 1年的报告和人类安全委员会 2 0 0 3年的报告分别反映了这两个不同的侧重。在东亚 ,就“人的安全”概念的争论已经相当深入。亚洲最初的反应是谨慎、怀疑的。亚洲国家一贯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秩序 ,强调国家主权 ,反对干涉一国国内事务。但自从 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来 ,亚洲各国、地区组织、学术机构和民间社团对“人的安全”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 ,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人的安全”的广义理解和对安全的非传统威胁方面。进而 ,这一趋势引发了对“人的安全”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的讨论 ,即对个人的保护、干涉和外交的新形式。但是 ,“9·11”事件之后的美国政策和反恐战略阻碍了“人的安全”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尽管如此 ,一些关于“人的安全”的思想还是创造性地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安全政策、对外行为和地区秩序的规范基础。     

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安全异化”现象 ,提出“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的命题。“可持续安全战略”概念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其内涵是指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持续确保和平与安全的一种状态 ;注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 ;主张其措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和协作性 ;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 ,提倡国家间实行非暴力多边主义 ;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 ;指出安全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东亚“大国协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国协调已成为构建东亚区域新型大国关系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规范上看,大国协调所拥有的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自我克制等共有规范非常适合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合作安全"理念、"东盟方式"决策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取向。从现实条件看,东亚地缘政治生态中凸显的大国特性和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大国协调,而东亚区域大国权力相对均衡化有利于大国协调。从经验上看,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提供了在与大国无直接关涉的传统安全问题上在次区域启动大国协调的可行路径。新的东亚大国协调有三种路径选择,即"软安全"导向的"多边协调"、综合安全导向的"双边协调"和"多边协调"。东亚峰会和现有的大国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分别是前两种路径可利用的制度资产。第三种路径的理想状态是一种独立的安全机制,旨在应对重大的区域冲突和危机。在实际中,三种路径可以交叉重叠、并行运作,构成一种双边与多边互动的"大国协调网络",由此为东亚区域安全治理提供一种稳固而有效的机制。     

共同缔造：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推动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共同缔造作为促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是实现社会安全治理、凝聚共同力量开展治理，进而建构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方式。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看，共同缔造通过共同利益奠基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以“五共”参与机制塑造整体性协作框架、以嵌套原生社会联系赋能制度机制、以愿景激励促推持久性共同行动。由此形成了以“上下联动”的治理体系为支撑、以群众自我参与为基础、以共同安全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从治理效能看，共同缔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导向，在完善纵向到底的国家安全治理体制的同时，建构了社会安全自我治理的制度机制，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安全治理格局。以共同缔造建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为以共建共治共享方式夯实总体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引。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野下的数字经济治理绩效研究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作者基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一文的理论框架和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出发，将数字经济治理分为基准情景、依附型合作、大国竞争和共享共治四种情景，分析和比较了不同情景下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绩效。结果发现，基准情景下国家对数字安全的投入应当止于均衡安全水平；依附型合作情景会形成“中心—外围”的数字霸权体系进而固化并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大国竞争情景治理模式容易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数字安全竞赛”困境；共享共治情景有助于实现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欧盟数字经济治理模式、美日数字经济合作模式和中美数字竞争模式均会带来一定福利损失。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则可以充分发挥技术、数据和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协调各国利益和促进各方合作，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复合型结构--对东亚政治、安全格局的一种解释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长,一些热点安全问题持续升温,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在增加,一些国家在努力加强军事同盟并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民族主义情绪在许多国家蔓延,1997年的金融危机给这一地区的经济以重创并造成了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等等.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发展呈现出模糊性,缺乏方向感.这种局面的产生同这一地区的某些结构性因素有关.通过冷战后近十年的演变,东亚国际关系中同时出现了三种略见成型的政治、安全模式: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它们构成了塑造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最重要的单元性结构要素,而且这三种要素相对均衡的分布,使地区政治、安全格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复合型结构.这三种模式在东亚都有其生长的条件,同时其中任何一种在展开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障碍,不可能取得完全的主导地位.     

对东亚安全困境的思考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概念.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众多原因,只有培育东亚区域共同安全体系,才能减少冲突和战争的诱发因素,实现东亚的和平发展.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导致大国频繁崛起,大国的频繁崛起又往往加剧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然而,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国际制度能为大国崛起过程中避免加剧“安全困境”创造条件;建构主义则指出社会共有观念能建构起康德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使大国崛起不会导致“安全困境”;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却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崛起必然加剧“安全困境”。在当前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似乎更应重视国际制度对超越“安全困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