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体制建设要先行——兼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

文章首先从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论起，指出要完成这个首要任务，必须先有效的增加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继而分析了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两个原因——农村公共物品财政机制和乡村治理体制，并运用供给曲线对这两个原因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完善乡村治理体制的重要性；最后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指出要想增加农村公共物品，先要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才能有效的使用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和优惠政策，高效的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也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继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     

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问题与对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关乎农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基于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住房条件、经济发展及社会服务5个方面研究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发现目前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不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存在缺陷、乡村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从治理资源、资金投入、劳动力结构、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困境与治理对策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发展我国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治理这些问题,需要做到,政府主导,规划先行;建立"大管理"机制;加大对乡村旅游环境的保护;加大乡村旅游开发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特色产品等。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逐渐转型,乡村治理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何在变动的时代环境背景下构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治理模式,已成为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乡村社区体育的发展与治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的发展与治理是通过解决乡村社区体育面临的问题,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动态过程.要全面深入分析和理解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社区体育发展与治理的实现,就不得不深入分析研究其内隐的社会体育情绪.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但目前还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才短缺、技术应用不普及、信息安全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基于此,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推广数字技术应用、保障信息安全等措施是解决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问题的有效对策。     

完善“一肩挑”后乡村治理机制研究——以浙江省N市Y镇为例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制度的全面推行是加强党在基层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有效克服了乡村治理中村级组织权威弱化、治理资源分散等问题，为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构建了新的制度框架。但“一肩挑”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缺少监督、人才薄弱、运行不畅等问题，为确保“一肩挑”后村级组织的顺利运行，将“一肩挑”机制的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在乡村治理的宏观视角下，针对当前存在的治理困境建设相应的补充配套制度，完善“一肩挑”后乡村治理机制，推动乡村治理工作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浅析

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有利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我国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仍存一些缺陷: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须采取创新产权模式,走股份合作制道路、调整股权结构,完善股权设置,构建新型产权约束机制、准确把握省级联社的职能定位,避免行政化的管理倾向、完善委托一代理结构等措施,完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以期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相互贡献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内在作用机制,找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联接点,有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回顾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系统,阐述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系统的互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相互促进贡献评价指标体系,目的是为定量化、科学化评价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相互贡献提供依据。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研究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力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应当加强制度建设,领导基层治理;加强组织建设,完善和落实基层党组织功能;健全领导体制机制,从严治党,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发挥统领作用。     

善治视域下的“村民自治”与“村官自治”

善治是以法治性、责任性与合作性为基础的＂好的治理＂。善治视域下,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是与良好的村民自治分不开的,而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项内容,其中最薄弱的就是民主监督。缺乏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很容易滑入＂村官自治＂的漩涡。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善治＂,必须要以村务公开与村民自治为基础,使合法的＂村规民约＂得到落实,违法的＂村官自治＂得到遏制。     

新时代社会治理结构—利益调整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变化和利益调整,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也为整个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活动提供了背景与舞台,社会治理及其创新活动始终必须要以能够推动和促进社会结构的改善与良性发展为目标,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对利益格局变化的干预与调整。根据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调整在社会治理及其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现阶段社会治理结构- 利益调整机制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完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调整机制的关键,主要在于城乡协调发展、中产阶层壮大、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     

对新农村建设制度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几年来,从实践来看还基本沿袭着传统的行政管理和计划指导思维模式,而从长远看,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政治、经济、生产、管理、资本运作、消费、保障、教育等涉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和个人实际行为机制形成的多方面综合入手,辩证施治,大力促进农村各类制度建设的创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

村民自治组织作为社会的基层民主形式,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组织能够调整干群关系,增强农村社会的凝聚力,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但是,村民自治组织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政府和各部门给予大力支持,才能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 1324个村社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村官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基层治理力量,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增收与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新形势下,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否有助于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有待验证。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缩小了农村基尼系数,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构成了大学生村官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文章采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替换控制变量与更换估计模型(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IV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稳健。进一步机制验证发现,大学生村官可通过提升"社会保障力度"与"社会治理水平"的中介路径来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大学生村官政策效果存在异质性,其对资本禀赋较强地区(东中部、非贫困村与村支书学历高中以上)的收入差距缩小作用更加明显。可见,大学生村官政策能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政府应做好大学生村官政策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政策的有机衔接,促使大学生村官更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同时,政府需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以确保政策效果的普惠性,助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韩国新村运动实践机制诠释与启示

韩国的新村运动使韩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其运动的成功主要依靠引导农民机制、激励村庄机制、民间资源利用机制、政府主导机制和国家宏观支持机制等的有力保证。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机制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提供了很多方面的有益启示，其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也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大力加强县域治理能力建设

文章在深入分析中国县域治理困状和原因的基础上,积极探讨加强县域治理能力建设的新途径。深化县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县（市）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创新以乡镇为枢纽的农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网络,建设具有旺盛活力的村级自治组织,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女性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省部分区域的田野调查

女性居民参与是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时也是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瓶颈所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新型农村社区的337份调研数据发现：当前女性居民的社区治理认知薄弱,参与积极性不高;年龄、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因素与女性居民参与治理意愿呈负相关关系;政治面貌、家属参与程度、邻居关系融洽、惠民政策落实程度等因素与女性居民参与治理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应充分发挥党员和社区干部的带动作用,通过加强女性居民社区治理认知、构建社区和谐环境、增强社区认同感、贯彻村务公开制度等途径提升女性居民参与治理意愿。     

农村金融困境:一个基于金融创新视角的分析

政府、金融机构、农村经济个体三者从个体理性出发的博弈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纳什均衡”——农村金融困境。这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亟待金融支持形成极大的反差。将金融创新原理运用于农村金融行为的研究,对摆脱农村金融困境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主张从市场主体、客体、交易方式及金融环境等方面进行创新,建立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的农村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