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GARCH模型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及其对中国进出口的长短期影响。分析表明: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对进口、出口的影响显著不同,对进口表现为正向冲击,对出口表现为负向冲击。在短期内,对进口、出口都表现为负向冲击,但对进口的冲击效应稍大。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性扩大能一定程度上降低贸易顺差。本文分析还表明,中国出口主要受贸易伙伴国实际收入及FDI的推动,且出口对价格变动很敏感;中国进口的增长则主要受中国实际收入增长的推动,且对价格变动不敏感。汇率波动性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显著不同反映了中国经济内外需求不均衡,贸易结构、贸易方式不合理等经济中深层次矛盾。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的数据集,在计算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基础上,从出口收益、进口成本和进口竞争三个渠道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提高了本国产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口成本渠道降低了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中间品成本价格,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通过进口竞争渠道,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给国内产品市场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行业集中度、要素密集度及所有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选取48个国家和地区1997～2007年的出口、人均GDP数据计算了各国出口复杂度排名,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了定量评估。结合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四类产业截面的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定量测算了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供应商主导型、规模经济型、专业制造型和科技主导型等四类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国际排名总体上较为靠后;从长期效应看,进口服务中间投入确实对我国出口复杂度具有积极影响,而且知识与技术需求量高的制造业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及其跨国比较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显著的加工贸易特征,使得单纯的贸易统计和贸易分类数据无法真实反映中国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现状,甚至会夸大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含量,从而产生中国的比较优势发生显著改变的统计假象。为了真实反映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含量及其比较优势,本文使用OECD(2009)提供的投入产出数据库,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主要从产业技术特征的国别差异角度出发,测算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与欧美日以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相比,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显得相当低下。(2)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虽然极其庞大,中国出口篮子的技术复杂度却令人震惊的低下;中国虽是"贸易大国",却不是"贸易强国"。本文的结论为评估和反思中国当前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提供了部分依据。     

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48个国家和地区1997~2007年的出口、人均GDP数据计算了各国(地区)出口复杂度排名,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了定量评估。结合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四类产业截面的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定量测算了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供应商主导型、规模经济型、专业制造型和科技主导型等四类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国际排名总体上较为靠后;从长期效应看,进口服务中间投入确实对我国出口复杂度具有积极影响,而且知识与技术需求量高的制造业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     

人口集聚、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技术复杂度

在中国人口增长趋势放缓的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城市人口数据和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探讨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首先，对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口集聚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度，运用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其次，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中小城市的企业相较于大城市的企业、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未受到人口集聚的显著影响；再次，本文还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个渠道：企业创新、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拓展分析中，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验证了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人口集聚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企业生产率: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发展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成为关键问题。鉴于国外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有溢出效应,文章借助2009~2019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并且生产成本降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正向发展是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企业生产率的中间渠道。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效果因生产性服务进口类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的不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影响程度最大。文章研究结论对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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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记腊汁肉”与“肯德基”——“中华老字号”的DNA

“樊记腊汁肉”不再姓樊 2011年5月24日,这一天,在西安人嘴里,变成了一包五味杂陈的怪味豆。从这一天起,誉满天下的,让西安人充满了自豪感的地方风味名小吃,荣获商业部“金鼎奖”金牌小吃,“樊记腊汁肉”从此不姓樊了。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Questions and speculation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role of methodology in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t is shown that a multitude of paradigms is appropriate when dealing with complex developments such as integration. The question is raised whether it makes sense to discuss a special European approach. Divergent views exist, but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 European and an American tradition seem to exist due to a continent-wide competition among U.S. economists and a more fragmented European scene. Closer integration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Europe could result in a more unified research environment resembling the U.S. picture. However, the role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must not be overlooked and can contribute to a continuing diversification.Distinguished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Forty-Seventh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conomic Conference, Vienna, Austria, March 16–23, 1999.     

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与管理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管理的战略意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OECD(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成员国的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和出口比例翻了近一番.     

VISA：与银联的恩恩怨怨

选择银联通道,省货币转换费,这是中国刷卡族一向津津乐道的境外用卡秘笈,但这一秘笈似乎已经不能奏效了。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通过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可以发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多聚集于重工行业,非公经济成为重要骨干力量,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西部作用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与国际大企业比差距较为明显,企业创新能力差,研究开发费用投入不足,吸纳劳动力能力不强。需要把企业做强,坚持自主创新,建立一批收纳就业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ities and the Shaping of Institutions and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joint effe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on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suggest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coupled with political bias in favor of the rich, decreases redistribution and lowers institution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the former is to in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the effect of the latter is to decrease it—with resulting ambiguou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these predictions empirically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both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