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

文章在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选取了15个非洲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受援国人均收入、人口、制度、基础设施质量、贸易开放度等国内因素的改善均能显著降低其出口和进口成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会提升其进口成本。     

中国对外援助的贸易成本削减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内容提要文章在核算出中国对部分非洲国家援助额的基础上,选取了15个非洲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且对进口成本的影响效应略大于出口成本;受援国人均收入、人口、制度、基础设施质量、贸易开放度等国内因素的改善均能显著降低其出口和进口成本,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受援国的出口和进口成本,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降低受援国的出口成本,但会提升其进口成本。     

制度质量、对外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

对外援助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双边合作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章采用2000～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援助的内生性及使用全球治理指数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制度质量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基础设施援助能够有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良好的制度建设是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分样本回归显示,受援国制度质量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效应在亚欧受援国表现明显;拓展分析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和OECD国家对外援助呈现出"1+1>2"的效果。为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和质量,中国需要改进对外援助结构,加强对援助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减少受援国制度风险的影响。     

对非援助与中国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文章使用2000～2013年Aid Data数据库中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BACI数据库中的中国对非产品出口数据、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中的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相关指标,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中的非洲国家与中国投票相似度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对中国向非洲受援国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非洲,且这样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共同实现的。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会显著改善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进而使中国对受援国产品出口显著上升。该结论说明中国对非援助不但会提升非洲国家人民的福利水平,也会促进中国的产品贸易;对非援助实现了"双赢"局面,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基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实证考察北大核心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基于53个非洲国家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非洲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其区域内国家对华的贸易限制在危机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同期中国对非的持续援助是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为解答这些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非洲受援国削减对华贸易限制的机理,随后利用2003～2013年非洲53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与贸易限制数据,测算了非洲各国对华贸易限制程度,并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这一假说。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非洲各国包含非关税壁垒在内的对华贸易限制指数均高于关税税率,且在危机前后的样本区间内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第二,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的增加会显著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指数;第三,相比工业部门,中国对非洲各国农业部门的援助具有更强的贸易限制削减作用。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基于53个非洲国家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非洲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其区域内国家对华的贸易限制在危机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同期中国对非的持续援助是否减少非洲对华贸易限制?为解答这些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非洲受援国削减对华贸易限制的机理,随后利用2003~2013年非洲53个国家的经济援助与贸易限制数据,测算了非洲各国对华贸易限制程度,并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这一假说。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非洲各国包含非关税壁垒在内的对华贸易限制指数均高于关税税率,且在危机前后的样本区间内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第二,中国对非援助总额的增加会显著削减非洲对华贸易限制指数;第三,相比工业部门,中国对非洲各国农业部门的援助具有更强的贸易限制削减作用。     

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基于坦赞铁路的实证考察

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建设提供过相当规模的国际援助，但学界较少研究这些援助项目对受援国民族建构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整合时间与空间的新理论框架，作者提出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援助项目起到了推动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历史作用。国家认同可以作为分析一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关键切入点。以新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为考察对象，利用地理信息分析方法将坦赞铁路和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进行匹配和分析后可以发现：坦赞铁路建设通过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塑造集体记忆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了受援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其中，铁路建设对国家认同的提升作用在居住在铁路沿线地区且亲历铁路建设过程的民众中尤为显著。同时，坦赞铁路对当地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与此相对，殖民宗主国在殖民时期建设的铁路对提升非洲国家民众的国家认同则没有产生正面效果。这一发现拓展了对外援助影响的学理认识，进一步挖掘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进程中的贡献，对完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具有一定启示。     

对外援助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风险视角

对外援助和OFDI是我国构建“双循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国家风险是近些年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首要挑战，直接威胁投资安全和投资效益。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00—2018年对外援助和OFDI数据为样本，构建对外援助、OFDI和国家风险的计量模型，探索对外援助对于OFDI的风险缓释机理，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我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我国企业向受援国的OFDI流入，我国对外援助每增加1%，流入受援国OFDI会增加0.1208%。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可以显著降低受援国国家风险，发挥风险缓释作用，尤其是对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作用明显，进而可稳定和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向受援国家流入。第三，对外援助对OFDI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商业目的的援助相比基于发展目的的援助更能促进OFDI，并能显著抑制国家风险，而技术和资金援助相较于直接提供物资和人力援助，可以更好地促进援助国能力建设与治理改善，对OFDI发挥直接和间接正向影响。第四，对外援助的风险缓释作用存在明显的“非利他主义”和“挤出效应”，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对外援助在OFDI领域存在明显竞争关系。     

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

基于Eora26投入产出表数据和全球中国官方金融数据库，本文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因果关系及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在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提高非洲国家的交通和通信设施质量是中国对非援助影响出口增加值的主要机制；(3)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效应会随产业分类、援助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4)进一步研究表明，非洲接受的DAC发展委员会国家和国际多边组织援助的“碎片化”会削弱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在经济实力和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的非洲国家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并揭示了中国对非援助影响中国对非出口增加值的内在规律。这对于加强中非经贸关系，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