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及问题剖析

加快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是实现中国能源战略，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本文在分析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存在的问题，并从中国和中亚两个层面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     

浅析中亚市场的投资风险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等资源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尤其是中哈两国石油管道的建成并投入使用，以及中国政府倡议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提供信贷资金，用于促进中国与各成员国间开展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都会大大地带动中国在该地区投资规模的总体提升，同时也将会进一步拉动中国企业在该地区开展更多的投资活动。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

本文以2003~2012年中国对54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制度距离的视角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动态综合评价的二次加权法构建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检验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会抑制中国OFDI的流出,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减少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且双边投资协定对制度距离的抑制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其次,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与发达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不显著,间接作用显著;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比较显著。最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确定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最优制度距离区间。     

新疆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

新疆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最重要平台,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框架下积极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本文认为,这对新疆产生了积极的贸易投资效应：一是新疆对中亚国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且贸易方向发生转移;二是促进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金,并促进新疆对中亚国家的投资。然而,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不完善以及融资机制的缺陷是制约区域经济合作效果的主要因素。     

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TR)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1年中国对155个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数据,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PTR)考查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双边投资协议(BIT)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制差异: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流向低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经济体以及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签署双边投资协议促进中国OFDI流向大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但双边投资协议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并无助于中国OFDI流向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双边投资协议还抑制了中国OFDI流向中、小规模OFDI存量经济体.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沿水平和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沿水平受到东道国经济规模、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双边距离的作用则非常有限;东道国内部冲突、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与中国投资效率负相关,金融自由度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东道国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也不明显,而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会显著提高投资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样本国家的投资效率在0.8以下,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区域异质性来讲,中国对各大洲的投资效率差别较大。     

充分重视中国欧盟的双边经贸关系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欧盟十分重视双边的贸易关系，先后通过一系列对华经贸文件。但是，欧盟与中国双边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对华投资发生新变化。本文分析其原因，并建议充分重视中国欧盟双边经贸关系。建立有效的双边对话机制。     

“丝绸之路”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重点研究

经过独立之后的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中亚国家依托丰富的物产资源,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我国与中亚国家因地域邻近而具有地缘优势,因经济差别而具有互补优势,为相互间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未来进一步深化我国与中亚国家在农业、能源、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将双边经济、文化关系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将使中亚地区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战略支撑和外交领域的又一战略前沿。     

中国—中亚20年

2011年,中亚国家独立20年。2012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20年。20年间,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推动下,双方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已经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并誓言"世代友好,永不为敌"。2011年,仅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就达169.84亿美元,中国对中亚投资超过100多亿美元。双方在维护地区安全、打击"三股势力"以及人文合作方面也取得丰硕的成绩。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存在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共同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些成就都给国际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象。2011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的讲话中指出:"中哈关系之所以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双刃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逐步走出僵局,不断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然而,不断深入的谈判在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主力军,谈判对其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在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2012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讨论谈判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消除相关不利影响的对策,以保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步伐。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制度视角

本文选择Thomson Reuters数据库中1995～2011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项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目标国与中国的制度差异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效率的影响,并首次检验了中国政府双边投资制度安排和中国企业自身跨境成功并购经历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目标国与中国的制度差异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的双边投资制度安排和中国企业自身的跨境成功并购经历能够调节目标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对跨境并购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企业未来的跨境并购应重视并减少与目标国在法律规则、权力观念和契约理念上的差别,积累跨境并购的经验;中国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双边投资制度安排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地区间制度距离是否会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影响?:基于2003～2015年“地区对”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改进后的股权投资引力模型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46个地区的两两"地区对"数据,检验了三类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地区间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主要产生负影响,但仅有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显著负效应,而认知距离的影响不稳健;第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负影响显著大于管制距离的负影响。因此中国在未来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中应重视制度距离的作用,短期应与自身规范距离和管制距离差异较小的国家发展股权投资,长期则逐步缩小与美欧等国在规范与管制维度上的制度差异,稳定外来股权投资。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数据集,利用面板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合作区区位选择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机制检验发现,该促进效应通过缩短制度距离、加强投资保护与增进文化交流而实现;拓展性分析发现,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提高了民营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高政治风险国家建设资源利用型合作区的可能性。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投资条约的修订和完善

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投资条约修订和完善是一个从基础目标到具体内容,再从具体内容到核心内容的递进细化过程。其基本目标是鼓励和促进双边投资活动,集中反映国家对待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态度;具体内容是逐步推动双边投资自由化,是基本目标在投资法律制度中的细化和落实;核心内容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整个内容体系的关键,根本体现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及其评价

本文通过对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回顾,认为中亚国家在海关通关、贸易物流、商务环境等方面促进了贸易便利领域的发展,但总体上表现为贸易便利化进程缓慢,各国贸易便利化发展差异大,贸易便利化各领域发展失衡,这严重制约了区域内的贸易增长。同时,通过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对中国的几点启示：一是在多边贸易组织框架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不断推动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发展;二是通过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建设;三是加强本国,尤其是与中亚国家毗邻的新疆的贸易便利化建设。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