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

文章以卢旺达大屠杀为例探讨了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民族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在卢旺达的建国历史中,“想像的共同体”已形成,殖民统治使“种族”身份法律化、政治地位制度化和经济地位标准化,“想像的共同体”成为“制造的共同体”。卢旺达独立后,国家继承了殖民遗产: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大屠杀成为国家对公民的恐怖行动。全球化促进了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大屠杀使卢旺达的民族问题从地区政治、大国因素和联合国3个层面与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的互动。     

大国的利益要素与权力互动的思考

国家利益的内涵必须与外部关系直接有关,它涉及到领土完整、民族生存、国家荣誉和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9·11”的发生,国家利益更多地超越了主权与领土限制,其边界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与发展余地,其目标和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一种超越平等主权准则,并以新帝国统治为基础的国家利益概念正在成为霸权国家的新理论依据。由于不同大国感觉到的威胁程度不一样,利益和权力所受到的挑战的范围不同,其内部政治需求的差异,造成了一些大国产生名义上的最高等级国家利益和实际迫切追求的国家利益的不一致。大国的利益有其排他性、兼容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权力是大国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大国追求的外交目标。利益与权力是相伴相随,互不分离;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的,即利益本身就有权力的内涵,而权力就是一种利益。     

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共外交的政治实质是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公共外交不只属于文化和传播学范畴,更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公共外交是国家运用特殊权力手段,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交行为。作者分析了公共外交运用权力的方式,指出公共外交发挥其社会接触功能、适应相互依赖的新安全环境、丰富国家开展传统安全竞争的手段、巩固重要安全关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国内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功能,阐释了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扩展和保护、应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和文化摩擦、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从公共外交的政治基理出发,中国外交应当从多个方面推动外交的整体转型,其中包括对外国社会的有效接触、外交工作的价值观支撑、外交政策的政治传播分析和话语权掌控、外交博弈中的对内社会动员等,加快提升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国际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公共外交水平。     

21世纪初国际战略环境的六个基本趋向

一、单极与多极的"相持时期"不会很快结束多极化的基础是过于集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通过三个转移实现分散化,这三个转移是:从美国向其他大国转移;从大国向中小国家转移;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但是,冷战结束10年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不但没有实现这三大转移,反而出现了反常的"逆转移"现象,亚洲金融危机使这种"逆转移"达到高潮。就美国与全世界而言,美国实力不降反升。美国1998年 GDP 总量已增至87599亿美元,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6.2%,不但高于欧、日、俄,也高于3%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美国经济运行状     

“体育政治”简论

体育政治,就是国家通过体育这种特殊的权力载体,运用指标化的竞争模式逐层控制内部机构的运转,以维持体育活动的正常运行。体育政治不单是一种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     

论中美战略竞争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重塑“利维坦”——大国竞争与美国式发展型国家的建构北大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国竞争的驱动,美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多轮旨在提升国家能力的国家制度建设,从而大踏步地从一个守夜型国家演变为一个有美国特色的发展型国家,即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推动经济发展的使命。美苏安全竞争促使美国国内兴起了一个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安全导向的联盟;美日经济竞争催生了一个以商务部为核心的发展导向的联盟。这两个政治联盟都试图增强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主导作用,但它们之间的权力冲撞曾使美国的发展型国家呈现隐性、分散式的特征。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遭遇到来自中国的经济与安全双重竞争压力,安全联盟和发展联盟才形成合力,推动一个更加显性的、聚合式的发展型国家逐渐成型。与旨在实现经济追赶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相比,美国式的发展型国家以维护全球霸权为目标,除对国内市场进行干预之外,还具有强大的经济外交能力干预国际市场。研究表明,大国竞争压力促使美国不断调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以应对外部挑战,而学界对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弱国家”的传统定义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急需得到重新审视。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中美邻相时实力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东亚地区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中国与周边关系演变为与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未来东亚秩序的走势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选择,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面对周边力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中国周边战略正在向主动作为的大方向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努力构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地区秩序,将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这三个核心理念融入到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整套周边战略思路中。     

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回归亚洲,亚洲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美国战略重心正在东移;欧洲国家更加重视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综合国力强弱乃是大国兴衰并影响其所在地区实力和地位的基础。迄今世界权力和利益重心仍在西方,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实现亚洲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

中美两国在竞争关系下的制度互动致使一些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脱钩”,另一些却出现耦合。因此，何种因素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走向耦合则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有大都研究聚焦于不同制度的差异及制度主导国之间的对立，未能解释国际制度复杂性在国家间竞争关系中走向耦合的现象。为解决理论与现实政治不符的缺陷，作者重点考察了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参与多项制度的多重成员国家，并探索其结构性权力对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影响。由于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加入了多项制度，多重成员国家能够对制度的合法性和效能产生影响，进而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具备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既能产生制度间趋同的聚合效应，又能够推动制度间的差异化分工，进而塑造国际制度复杂性的耦合。当多重成员国家依附制度主导国时，前者便丧失了结构性权力，进而产生“制度俘获”并加剧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分散化，最终致使国际制度复杂性“脱钩”。将当前中美关系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耦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与澜湄合作机制的“脱钩”作为正负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上述理论得到验证。     

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国际结构有可能重回两极。但当前中美在东亚的地区性新两极和古代两极体系的"旧"反例都提醒我们,我们对两极体系的认识还远未到完善的程度。两极结构下大国并不必然相互制衡,也并不一定会出现两个彼此泾渭分明的敌对阵营。除了冷战时期那种各自结盟相互对抗的"分治"模式外,两极体系下大国竞争还存在另一种更为温和的权力互动模式"共治",即两个一级大国对体系内所有或大部分中小国家共同享有领导权,而不再以地域划分出两个分属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当两个一级大国的对外功能出现分异,分别只能满足小国的某一种重要需求,同时大国间战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选项时,这种"共治"模式就会出现并得以持续。与"分治"模式相比,"共治"模式下大国权力政治的对抗性和地缘政治色彩都会更弱。与新现实主义反对国家"专业化"的主张恰恰相反的是,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要想在减少与霸权国冲突的同时扩大自己的权力,反而需要在某个功能领域打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与霸权国角色的互补。     

论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国际战略

美国国际战略的核心任务是维护它的国家利益,但其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及其维护手段却随着形势变化而处于动态调整之中。认清美国调整国际战略因素的“不变”与“变”,对于我们十分重要。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和在国际大格局中的纵横捭阖。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首先是美日等大国和重要地区集团,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议论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不少国家都已经付诸对策行动之中了,有的把“中国崛起”视为机遇,有的则视为威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应刻意回避“中国崛起”问题,关键是要以…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一国内部,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在国际上,汇率则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汇率则体现出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冲突、牵制与妥协的利益格局,国际汇率体系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人民币汇率之争归根结底是一场关于国际政治的角逐。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美国民主联盟战略与推进民主战略密切相联,它是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而设计的。如果该战略得以实施,其将对国际政治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它不利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联合国的作用将因民主联盟的存在而削弱,或者被迫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而改革。与之相应,西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将进一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将减弱。其次,该战略在中近期内不利于国际安全形势的改善。因为它会干扰民主联盟成员与非民主联盟成员在维护国际安全上展开真诚合作,制约西方大国同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甚至还有可能刺激某些地区局势动荡乃至发生暴力冲突。最后,民主联盟战略不利于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和非极化方向演进,它在客观上只是有利于美国增加其软实力,促使其单极力量增强,而使多极力量与非极力量相对减弱。作者认为,这一战略不符合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改革”干什么?

中国“改革”到几时？据说：美国社会及政府与法律很少有“改革”的呼声，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美国的法律体系与社会体制相当完善，若“改革”，势必触及美国社会70．80％以上民众的利益；而中国则相反，不改革，将使80－90％以上民众失去公平的权益与权力。美国的不改革，是为了保护民众利益与国家权力不受侵犯；中国的常改革，是为了调整原来常被侵犯的公民与国家的权力，今后能够得到合法的保障。对一个国家来说：常变革，法律秩序就很难有安定的保障；不变革，社会就缺乏常新的活力。那么中国“改革”什么时候能终结呢？一是85％以上中国…     

八十年代影响欧洲共同体与美国经济关系的一些因素

欧洲共同体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既有相互依存、合作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竞争的一面。这种经济关系是由双方经济力量对比及各自的经济利益所决定,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同时又受欧美政治联盟和国际政局变化等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本文拟就八十年代影响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作些初步探讨。     

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事实上,中国被赋予的"大国"形象和外部世界针对中国所开始的权力政治互动,已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凸显了消极的影响。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加入预期因素的多重均衡模型: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国际市场油价波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者通过改进后的多重均衡模型讨论权力与市场两个因素的关系,并对油价波动的原因做出解释。国际市场是权力主导下的规则体系。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波动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权力介入市场进一步放大了供求双方的矛盾,扩大了石油“风险溢价”的区间,甚至引发石油危机和能源恐慌。预期因素是市场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反映。权力结构决定了市场结构。由于权力的介入,国际市场存在着超额需求和投机需求,从而使油价波动偏离正常的供求关系,波动周期也大大延长。     

浅析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下我国的反腐败问题

一、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理论内涵和制度属性 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责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相冲突、相违背、相矛盾的情况、状态和行为。国外学术界关于“利益冲突”问题的研究,主要从行政伦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美国的特里·L·库珀教授就是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利益冲突的概念,他认为,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正是这种关系,导致可能发生的两种类型的冲突：     

大国崛起中“以经稳政”的限度、空间和效力——对“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北大核心

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国家间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特定情形下不仅难以为两国政治关系保驾护航,甚至可能成为国家间矛盾的“导火索”。作者旨在探究当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崛起国“以经稳政”政策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空间与效力,就此提出分析框架对“经济压舱石”理论进行重构,并通过对典型国家案例的研究剖析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总结崛起大国面对与三类国家关系时“经济压舱石”失灵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形:一是战略竞争阶段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二是地区主导权出现转移或松动时崛起国与区域大国的关系,三是崛起国同与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亲密盟友的关系。相对而言,在崛起国同与其仅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经济压舱石”的有效性要高于三种情形,具有一定“以经稳政”甚至“以经促政”的余地。而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国继续策略性地开展经济外交仍具有较大作为空间,“以经促政”的效用明显。通过比较双边经贸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英德关系以及当前中国在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及周边大部分国家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检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以经稳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限度与效度,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施展空间提出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