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制裁应多方审慎考量

中日也好,中美也好,国家利益的博弈呈现极为矛盾的两面：安全利益方面,越来越趋向对抗,而经贸方面共同利益的雪球则越滚越大,大到足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和日本内阁更迭的程度。围绕钓鱼岛的博弈中,中国尽管发言权在增加,但仍需慎之又慎：在政治上目前无法对台湾地区做到完全有效的统和,从而一致对外;在军事上,自身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消美日军事同盟压力的程度;在经济上,对日制裁可以让日本觉得很“疼”，但我们自身是否也会觉得很“疼”，甚至比日本更“疼”？对日经济制裁作为一张牌，并非不可用，但一定要明白，什么情况是可用的以及用到什么程度是可以允许的。     

参拜靖国神社与小泉外交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国家的大战略上,达到消除日本“战败国”的痕迹,使日本今日和未来的国民忘掉侵略的历史,在政治上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与之并行的是修改日本宪法,消除宪法对日本的各种限制,实现其多年梦寐以求的军事大国梦想。这是小泉的国家战略思维,也是日本自民党的战略方针。为实现上述两大目标,在外交上,一味追随强者,强化日美关系,轻视亚洲邻国。     

中日关系破冰之解

9月11日，中日韩首尔副外长级磋商未就三方首脑会谈做出定论，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依然扑朔迷离。而在两年前的同一天，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致使中日关系骤冷，背离了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则。关系恶化导致两国民众敌对态度攀升，按前日本公使宫家邦彦的说法，“中日既不在和平状态，也不在战争状态；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此为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的最低谷。     

“警惕中国论”是杞人忧天

与2005年一样，美国和日本提出的“警惕中国论”依然是2006年度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话题。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700美元，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过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五，这将使西方国家的“警惕中国论”进一步抬头。不久前，美国在国防报告书中指责中国以经济增长为基础推行军事和政治大国路线，日本也加入到美国指责中国的行列。     

“寓军于民”：日本军工业发展模式

战结束后，随着国际防务市场的萎缩，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寓军于民”的军工发展模式。日本的军工产业体现出了典型的“寓军于民”的特点。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工业基础雄厚，技术先进，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二战结束后，由于战败国的地位限制军工产业的发展，日本奉行“寓军于民”的军工发展战略，使民用生产中蕴涵着巨大的军事生产能力，为日本悄然走向军事大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日关系:从历史到未来

从中日综合国力的角度考察,2000多年来中日关系史的特点在于,两国从“中国强日本弱,以友好交流为基调的强弱型”关系到“日本强中国弱,以弱肉强食为基调的弱强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双方都趋于强大的“强强型”关系发展。从中日经济基础的角度考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中日关系从当时的农业国与农业国的关系变为“农工型”(“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关系,又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变为“工工型”(“工业中国、工业日本”)关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从综合国力对比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绝非“模糊历史是非”,恰恰是抓住了两国关系的要害这就是中国在历史上对日本“以强扶弱”和日本在近代史上“恃强凌弱”。今后,中日关系走向强大的“强强型”绝非意味着两国必将走向对立或对抗。预计在今后较长时期将可能出现3种状态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相互协调;日本继续自外于亚洲并与中国形成“强强对抗”;不能吸取侵略战争历史教训的日本方面的强硬导致刺激另一方转向强硬。从中日国家利益的分析看,两国关系形成“强强对抗”的可能性很小。     

日本防务白皮书定位为和平合作国家

日本内阁会议5日通过了防卫省提交的《2008年度防卫白皮书》，系统阐述了日本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判断、现行国防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以及军事改革等情况。白皮书首次将日本定位为“和平合作国家”并建议制定永久性海外派兵法。     

“战后日本遗孤中国养父母纪念馆”建立刍议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日本遗孤的回国，中国养父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尔后又长时间归于平静。随着战争记忆和记录活动的展开，他们重新被人们记起。中国养父母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典范，不仅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爱国主义教育，还对增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发展“以民促官”的中日友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建立一个专门的、国家级战后日本遗孤中国养父母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是实现上述功能的有效途径。     

列斐伏尔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列斐伏尔以“多元性”、“开放性”和“总体性”为其理论出发点，来研究和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国家学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试图重新解读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中日科技与经济交流大会在京隆重召开

为纪念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３０周年，７月４日中国科学院中日科技与经济交流协会和日中科学与产业技术交流机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了“中日科技与经济交流大会”。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促进中日科技经济交流———新的交流课题与推进措施”。朱基总理和日本小泉纯一郎首相分别给大会发来了贺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日科技与经济交流协会副会长王佛松和日本原大藏省事务次官、中日科学与产业技术交流机构会会长冈实代表中日双方致辞。中国科学院院长、中日科技与经济交流协会会长路甬祥院士和日本国会议员、原文部大臣有马朗人在…     

中日关系为何陷入困局

中日两国足球队争夺亚洲杯的决战早已结束了，但“战争”硝烟却久久难以散去。日本首相发表谈话，日本外相将球迷和两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日本的媒体喋喋不休地讨伐中国球迷的“无礼”和“低素质”，坚持认为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根源在于“反日爱国教     

日本对华关系的原因分析

中日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周恩来总理曾经有一句话概括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两千年的友好交往中，中国给予日本甚多，日本向中国学习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等，至今在日本的各个领域都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中国对日本是无私的，中国对日本是大度的，但是日本报之于中国却是残暴。现在，日本在对华关系中处处使绊子，这既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也有日本自己的文化因素。     

比较经济优势变化与中日经济关系转型--兼析日本得自中国经济崛起的利益

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中日经济关系获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又到了重要转型期。促使中日经济关系转型的重要原因是中日比较经济优势的变化。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萧条或衰退之中，由此也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造成了多重阻碍；而中国经济则长期保持着快速增长势头，由此也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形成了多方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还对日本经济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夸大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威胁的“中国威胁论”具有明显片面性。     

共同利益是中日战略关系中的首要目标——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

文章通过剖析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 ,阐述了当代中日关系从来都是战略关系的观点。中日关系是我国外交战略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处理好中日关系 ,不但对处理中美关系、中俄关系都会产生正面效应 ,而且对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任何情感化的言行 ,都不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文章认为 ,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应全面理解 ,“面向未来”才是目的 ;同时 ,对日关系还要积极贯彻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作者认为 ,中日战略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并提出了中日两国可以进行战略合作的十个方面     

浅议神道教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日本神道教作为日本的本土宗教,在日本历史发展中有很强的根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与军事侵略相呼应,神道教也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     

日本：经济复兴与机器人

2003年4月3日至6日，“ROBODEX2003”机器人博览会在横滨市的横滨太平洋会馆举行，展品涵盖了产学官各界的大量成果。综观世界各国，也许日本是唯一一个如此钟情于机器人开发的国家。     

新时期中日友好城市交流蓬勃发展

今年是中日两国开展友城交流43周年。在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翌年，1973年6月24日，中国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从而诞生了中国与日本，也是中国与外国间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从此，中日两国友城交流揭开了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以“中日合办”的形式侵略东北

“中日合办事业”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方式。1914—1918年是“中日合办事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是“中日合办事业”的重要区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所谓的“中日合办事业”,通过资本输出、政治渗透、军事威胁、资源掠夺等手段攫取侵略利益。剖析这一典型,有助于揭示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方式手段,深刻认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实质危害。     

日本小东亚联盟战略

日本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首要任务就是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将东亚区域内所有“被中国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安倍晋三重新就任日本首相后，积极对东南亚国家展开外交“攻势”，首先访问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就南海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磋商和会谈。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ODA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就是以政府行为为主，民间组织予以协助；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以扩大海外市场为直接目的，同时谋求长远的、潜在的政治、军事和安全的战略目标的外交行为模式。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经济行为、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的实施，谋求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综合性战略目标及利益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则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政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在经济利益驱动和主导下的对政策导向和餐交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日本ODA的“开发援助”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