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上市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首次通过理论模型深入分析了企业上市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2012年我国企业上市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上市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改变估计模型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测量方式、控制潜在遗漏变量、增加断点回归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作用机制检验证明,企业上市通过降低管理质量、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进口国数量三个渠道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却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建立国内质量和技术水平较低企业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对于提升国内附加值率的新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高等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等教育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高等教育质量对外资企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本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我国东部地区企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企业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高等教育质量会通过增加企业生产率和提高技术创新两个渠道来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将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引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和降低国内服务中间投入价格两条渠道，形成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影响效应在不同企业特征、行业类型、企业所处地理区位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拓展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高附加值企业进入市场，淘汰低附加值企业使其退出市场，并有效推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由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升级。     

技术进步、效率增进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技术含量角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引入交互项的方法,将技术进步和效率增进及其引发的规模经济和要素重置效应引入统一的研究框架,重点考察了技术进步和效率增进对不同技术附加值制造业行业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并对行业技术结构的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技术和效率在出口中的作用已明显超越要素投入,结构升级路径得到优化。中、高技术附加值行业的技术进步与效率增进贡献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说明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不相适应,出口未能实现最佳技术结构。技术进步和效率增进通过规模经济和要素重置效应对各行业出口的影响十分微弱。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技术与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打开数字技术赋能的“黑箱”

数字技术革命正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变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成为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但鲜有研究深入讨论。文章以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讨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市场资源捆绑，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保持成立。机制检验证实，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捆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同时，数字技术与市场资源捆绑则有助于增强企业服务能力，进而提升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赋能作用在高行业研发投入与高市场丰腴度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揭示数字技术赋能的理论逻辑，破解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锁定困局，助推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企业基于数字化转型实现了弯道超车。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企业年报中数字关键词的词频来描述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检验延长时间窗口发现,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的一段时间内,数字化转型仍然降低了融资成本;根据异质性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产生的效果更好,且东部地区企业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成本的作用更显著。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技术差距、创新环境与企业自主研发强度

本文在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中引入同时包含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研发投入的知识生产函数,以探讨后发国家企业自主研发强度的决定机制,并利用1996～2008年省级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结构数据检验国内外技术差距、技术吸收能力、创新环境和研发能力等因素对中国企业研发强度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单独作用不显著,主要通过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企业研发决策;近年来技术引进效率的相对下降不利于总体研发强度提升却有利于促进企业自主研发;研发环境因素中企业研发密度对自主研发强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地区经济规模、大企业比重和政府研发投入比重却有一定负面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民营经济破局"出口低端锁定":互联网的作用

民营企业是中国出口贸易主力军,然而其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较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不高。文章从互联网视角探究其对民营企业出口升级即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的影响。首先,依托于理论模型揭示互联网影响民营企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机理。其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合并数据、倾向得分匹配和离散选择模型,验证理论命题并量化估计互联网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互联网从总体上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升级。对于出口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所属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纯粹一般贸易企业和处于低市场分割度地区民营企业,上述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互联网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升级的重要影响机制。此外,互联网有助于促进民营企业出口升级的持续。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民营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依据,为国家引导民营企业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城市5G技术试点建设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实验证据

万物互联的时代，5G技术的优势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974家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PSM-DID方法评估5G技术试点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行业技术能力和企业数字吸收能力三种不同层面的情境因素在其中发挥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5G技术试点建设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行业技术能力和企业数字吸收能力能有效帮助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研究对于助力中国广泛推进5G技术建设，并依据不同情境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理论借鉴作用。     

期望业绩差距、管理者决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除了技术进步和资源扶持外,更需要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通过选取2012-2021年制造业行业的上市企业,研究了期望业绩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实证发现,期望业绩差距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之间呈“U型”非线性结构关系,即在期望业绩顺差和期望业绩逆差越大的两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越强,表明我国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有“居安思危”的谨慎性需求,也有“穷则思变”的变革性需求。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期望业绩顺差因资源冗余效应,期望业绩逆差通过倒逼管理者增加创新投入和改进组织韧性,提高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期望业绩差距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未来期望业绩,但具有时滞性。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加速器。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衡量的"吸收能力"增强,显著地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要实现"走出去"战略与"贸易强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我国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资本投入水平,逐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升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出口“提质增量”

文章基于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利用2001～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多样性带动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同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私企、外企、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国企、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且相对于出口到发达国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

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借助数字进口贸易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考察了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多样化效应以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是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中间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的表现更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搭乘数字贸易“顺风车”,增强企业出口韧性，早日迈入贸易强国行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