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战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呼吁中国确立现代世界观与国家观,改变线性进化思维与历史经验论,避免外交战略上"左"与右的倾向。中国崛起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自我宣示的层面,而要抓住世界主题从和平、安全向发展延伸的时代机遇,适时、有效地从不挑战现行国际体系的路径依赖型崛起,升级为妥善处理与现行国际体系霸主关系的创新性崛起,其要旨是实现三大包容: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和包容时代,走"包容性崛起"道路。其出发点是从利我诉求到利他关切,从民族视角到全球关怀,从历史经验到未来诉求,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价值共享。"包容性崛起"的关键是包容自身——内政包容外交,从而让外交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

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是影响安全格局调整的主要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变迁,但还远未出现权力转移。即便如此,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也正在出现深刻的调整和变化。权力变迁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主导未来区域安全架构的演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策话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单极霸权体制下的东亚安全。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牵制中国崛起并力图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单极霸权所带来的消极地区效应,充分获取中国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诸多战略红利。面对中国崛起,区域内国家会采取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借重域外因素的影响力或者实施新的区域战略等方式调整相应的安全政策。中国崛起的未来应该是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同时发展中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安全新秩序。对于权力变迁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重组,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以确保战略的正确导向和积极效应,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持平会导致相互冲突。根据这一理论主张,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在走上大国对抗的老路。应当承认,权力变迁确实会诱发主导国与崛起国的紧张局面。但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需要可以促成新旧权力之间的认可与协调。这是中美关系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1945年以前是进攻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由于权力工具能带来显著收益,且国际协调的空间较小,主导国和崛起国都倾向于采用竞争型战略,于是它们经常陷入对抗局面。1945年以后是防御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竞争型战略不再是占优战略,随着协调型战略进入策略组合,"混合策略"成为行为体互动的策略。其结果是,尽管相互合作的最优局面不易出现,相互对抗的最差局面却是可以避免的。在经验层面,英美在美洲的早期竞争揭示出权力变迁导致关系紧张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但是,美国政策辩论中肆意放大中美关系对抗性的观点是值得警惕的。时代的发展和两国的利益都要求中美实现协调与合作。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现代化赶超

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大国兴衰走出了以往依靠武力征战的模式。持续推动现代经济增长,成为大国崛起的关键。现代化赶超史表明,和平崛起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可行性。二战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持续推动现代化赶超的不断努力,使得中国有条件通过第四次现代化追赶实现和平崛起。解决好面临的国内矛盾与国际挑战,持续推动现代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崛起的关键。     

信任力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历史上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快速变化往往诱发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国际冲突甚至战争。大国崛起的“信任困境”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之一。既有文献尚未对此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信任危机进行系统研究。为此,作者尝试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五常”信任思想、软实力理论和国际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国际关系“五常”规范——仁、义、礼、明、信(分别对应善意、责任、秩序、透明、信誉)为核心内容的“信任力”理论及其整合模型。该理论是关于国际信任的一般性理论,有助于缓解权力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国际信任危机,也有助于崛起国获取国际社会信任以便在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走出“信任困境”。提高信任力以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特别是周边国家和霸权国的信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进行概念界定和理论模型设计后,作者选择中国—东盟关系进行案例研究,以阐明信任力理论的有效性与未来潜力。     

世界秩序变迁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正在和平崛起中的中国，在目前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必须正视时代特征和要求，妥善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维护地区和平和文化的多样性。     

从霸权稳定到契约和平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模型

当前世界的格局是美国一超独霸,无国能与其匹敌,为此,西方国关理论发展出“霸权稳定论”以解释和支持这种状态的存在。同时,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更高阶段应该是建立在价值和观念认同基础上的契约联盟。本文比较了这两种观点,并就此作出经济学的解释,觉得两种观点并不冲突,能够相互融合衔接。“霸权稳定”只是国际秩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当条件成熟时,霸权主义会向契约联盟和平变迁,实现“霸权稳定”向“契约和平”的过渡。     

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

400年的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西方国际体系。历史上由于西方的兴起,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制度、国家利益与霸权排他性地塑造了现代国际体系,深嵌的西方权力一直是该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在,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现代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转型的前奏阶段,"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预示着即将展开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后西方国际体系。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权力正在东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东方正在回归国际体系的中心,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群体性衰落,为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的权力让渡创造了条件,虽然权力让渡会导致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紧张状态,但总体上国际体系不会失序,因为新兴经济体的意图在于和平渐进地改变世界权力的结构,同时反体系的革命会造成争霸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显而易见,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仍然是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遗传基质,西方权力持续弱化和东西方地位渐趋平衡将成为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     

中国和平崛起与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互动关系

本文通过综述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反响,分析俄境内“中国威胁论”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和平崛起对消除“中国威胁论”的相互关系。作者把中俄崛起中两国战略协作关系作为论述的一个主题,从地缘利益、国际安全、大国取向三个方面阐述中俄互动关系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提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应与时俱进,按照互信——合作——发展——竞争这样一种互为协作模式,推动两国关系朝着积极互动的方向发展。     

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

目前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观主要包括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五种。这五种理论都属于基于人性恶假设的冲突秩序观。冷战结束后的权力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网络化、世界风险化等诸多趋势对冲突秩序观形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之下,基于中国传统的和谐秩序观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和谐秩序观以人性向善为假设基础,力图发现和弘扬人性中道德的成分。在和谐秩序观之下,世界秩序表现为一种多行为体共存的和谐状态,主体间关系是朋友关系,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形式主要表现为互助与礼遇。西方一些前沿的理论进展如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全球治理理论、国际道德研究等与和谐秩序观的逻辑基本契合。同时,和谐秩序观的优势则体现在其与"整合性秩序"背景的逻辑一致及其强适用性等特征上。全球共治是建立在和谐秩序观基础上的一种调和性理念,其基本逻辑是"弱冲突逻辑+强和谐逻辑",基本框架是构建全球性的权威协调,国家间关系结构强调从利益关系向朋友关系转变,对待异见的方式是求同存异,互动形式则是多主体协商民主。     

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北大核心CSSCISSCI

目前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观主要包括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五种。这五种理论都属于基于人性恶假设的冲突秩序观。冷战结束后的权力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会网络化、世界风险化等诸多趋势对冲突秩序观形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之下,基于中国传统的和谐秩序观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和谐秩序观以人性向善为假设基础,力图发现和弘扬人性中道德的成分。在和谐秩序观之下,世界秩序表现为一种多行为体共存的和谐状态,主体间关系是朋友关系,而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形式主要表现为互助与礼遇。西方一些前沿的理论进展如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全球治理理论、国际道德研究等与和谐秩序观的逻辑基本契合。同时,和谐秩序观的优势则体现在其与"整合性秩序"背景的逻辑一致及其强适用性等特征上。全球共治是建立在和谐秩序观基础上的一种调和性理念,其基本逻辑是"弱冲突逻辑+强和谐逻辑",基本框架是构建全球性的权威协调,国家间关系结构强调从利益关系向朋友关系转变,对待异见的方式是求同存异,互动形式则是多主体协商民主。     

浅析中国应对印度崛起的政策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在科技，军事等国家实力所包含的重要方面，均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印度崛起”逐渐成为继“中国崛起”之后，备受关注的议题。印度崛起在对于旧的国际秩序进行冲击、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的同时，与美国过多的接近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一定威胁。中国作为同时处在崛起中的大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认识到中印关系中的制约因素，改善中印关系，在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为本国的和平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和谐作出贡献。     

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崛起

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敦实崛起的国内基础。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的四大发展时期: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2~2020年)与经济强国期(2020~2050年),其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轨迹与效应。总体说,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追赶战略,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追赶战略,二是转轨时期的追赶战略。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大战略为“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追求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贡献,实现绿色和平,则绿色崛起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选择。     

2005年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若干特点(上)

<正>2005年,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有新的发展。大国关系相对平稳,国际秩序之争激烈,欧盟一体化遇到挑战,中国崛起引起辩论,恐怖活动依然猖獗,中东和平再增变数,伊拉克紧张局势加剧,朝、伊核问题虚虚实实。和平、发展、合作正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全球经济失衡原因析论——西方若干观点透视

西方社会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主要有汇率失衡、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美英法等国的内外政策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等。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西方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观点,同时必须妥善应对世界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博弈带来的一系列新挑战。     

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北大核心CSSCISSCI

权势转移理论往往将大国实力的不均衡发展与霸权战争相联系,并认为崛起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是霸权战争的根源,由此提出管理权势转移的必要性。美国与亚太战略再平衡相联系的战略东移,本质上便是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预防性管理,这呼吁中国应采取有效的战略应对以避免被动式管理、反应式管理和个案式管理。一方面,美国的管理本身存在着源于权势转移理论的重大前提假设错误,为中国主动应对进而有效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成功实现和平权势转移的国家,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英权势转移的管理经验,也为中国未来主动、有效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提供了重要参考。为避免由美国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而带来的涉中国的争端集中性爆发,中国针对中美权势转移的主动和有效管理战略应确立精细的阶段性战略和阶段间衔接战略,实现从"坚持韬光养晦"到"部分积极有所作为"再到"全面积极有所作为"的平稳过渡,最终迭致中美权势转移的和平实现。     

浅析“玩具召回”背后的经济政治化倾向

文章以2007年美国召回中国产玩具事件为例,结合国际环境和事实进行分析,透视出隐藏在中美两国经济纠纷背后的政治化倾向,对今后处理国际关系有一定借鉴意义。中美贸易摩擦只是表象,其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构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格局的过程中,与日益强大的中国之间的矛盾。因而,必须认清复杂的国际环境,吸取经验和教训,坚决反对和抵制国际经济的政治化,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与推展文化贸易

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引发世人关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基于历史经验、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国家利益,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是和平融入国际体系。中国要和平地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接受和认可,要和平地发挥与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需要巧妙运用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文化传播的最好方式是文化贸易,大力推展文化贸易对于中国和平崛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作用。     

反思非洲殖民主义遗产北大核心CSSCISSCI

关于非洲发展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内因论和外因论。内因论认为,非洲领导人要对自己国家的情况负主要责任,不要归咎于殖民主义和西方压迫。而与之相对的外因论则把非洲描绘成一个西方列强和其他外部力量压迫和阴谋的受害者。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暴露出的西方金融系统腐败和中国崛起等因素,内因论和外因论的依据已经变得站不住脚。一方面,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非洲的经济困境,而这种困境并非由于非洲领导人所致。事实上,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非洲殖民大国正在通过培养亲西方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追求其在非洲的战略利益,西方列强不会放弃对非洲的控制。另一方面,外因论把非洲状况归咎于殖民主义和西方压迫的观点也难以成立。因为曾经作为殖民对象的中国经过自身努力实现了崛起,这使得非洲领导人没有借口来解释为何他们资源丰富的国家仍然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底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西方大国通过培育非洲国家的系统性腐败谋取战略利益,内因论站不住脚;非洲领导人可以像中国那样选择突破西方控制体系而又不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取向,外因论也因之难以成立。因此,内因论和外因论的观点都是殖民主义遗产影响的结果。     

中国崛起的政治文化变迁与启示--基于逻辑机理、发展进程视角的分析与阐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运用政治文化变量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内涵、演进动力、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诠释,重点探讨了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宏观演进逻辑以及政治文化变迁内在的运作机理。通过对应的哲理思考和历史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在宏观层面的互动为彼此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们在应对内外挑战、摆脱困境时所做的一种努力。进化主义、变革主义、民族主义、特殊主义四种基本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在核心线索。政治文化崛起是中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要追求一种文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依据这一标准,当前的中国崛起很大程度还是一种不平衡的崛起。中国应积极培育政治文化建设的几项关键要素,对内要着力打造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外要坚定不移地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文化秩序的多极化和民主化。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持之以恒地处理好文化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两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