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在我国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能对引入国的经济带来外溢效应，在我国资金充裕的条件下，FDI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本文分析了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对FDI与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的中国技术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西部省份陕西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因素的影响，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相对较弱。     

生产者服务业FDI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1983~2008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1983~2008年的生产者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生产者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生产者服务业FDI存量与技术进步互为格兰杰原因,生产者服务业FDI流量是技术进步的格兰杰原因,但技术进步不是生产者...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两个重要渠道,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国际贸易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运用中国1985～2008年的经济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R&D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结论显示:(1)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均能显著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2)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效应不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研发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和FDI溢出渠道的协同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     

国际知识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实证研究

本文把技术进步分为水平差异型和垂直阶梯型两种模式,从理论上探讨了在不同的技术进步模式下知识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接着对国际知识溢出和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进口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最主要途径,而FDI渠道国际知识溢出的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这是因为进口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多发生在水平差异型技术进步行业,而FDI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多发生在垂直阶梯型技术进步行业。因此本文认为,扩大中间投入品进口、引导FDI投向水平差异型技术进步模式行业、鼓励和支持本国企业的研发行为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     

反向技术溢出、技术进步和我国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协整模型的分析

本文选取了1990～2007年间中国进口和对中国FDI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扩展了CH模型,建立了包含进口和FDI两个物化型技术溢出指标的面板模型,利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技术,得到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溢出国对华出口和FDI对溢出国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溢出国角度看,对外投资比对外贸易更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溢出国更倾向于对华FDI,我国招商引资政策需要做出调整。     

外商直接投资对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FDI的参与度会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FDI集聚性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表现为FDI效率性行业内溢出效应.此外,企业规模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FDI对我国不同层次技术进步方式的效应分析

技术进步可以分为技术模仿、转移和创新三个层次,文章分别建立FDI对我国不同技术进步方式的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通过相关数据实证分析FDI对我国这三种技术进步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主要通过对FDI技术溢出的模仿效应促进技术进步;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的增加对三种层次的技术进步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技术模仿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及对中国的验证

本文以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把54个样本国的技术发展阶段分成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3个组及6个梯级水平,同时把FDI阶段分成强吸收FDI、弱吸收FDI和净对外直接投资三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技术发展和FDI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国技术发展阶段越低,FDI流入的比重越高,FDI流出比重越低;FDI能否推动低技术国家的技术发展,取决于本国在所处技术发展阶段、技术发展路径选择、直接投资能力和国内的基础研发努力等方面。这从我国FDI发展阶段滞后于技术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中得到验证。     

FDI技术溢出渠道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研发和出口交货值两个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研发与出口交货值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组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渠道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不同的传导机制。     

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人力资本流动对增强东道国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来华留学生数与留学回国人员数之和以及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动的代理指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测算技术进步,以中国为例就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FDI和人力资本流动相结合与技术进步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正效应并不显著。中国应当提高人力资本流动质量,提升其总体水平,为FDI技术溢出创造优越的人才环境。     

对外负债结构与国内制度:中国引进外资为何以FDI为主

股本、债务类资金在一国吸收外资中的占比与该国法治、产权保护等社会公共制度和金融制度密切相关。当两种制度都较落后时,外资流入以债务资金特别是官方借贷为主。社会公共制度的不断完善,将促进FDI的增长,但FDI在对外负债中占比较高,可能反映一国金融体系还不是很发达。当社会公共制度和金融制度都较完善时,国外证券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将占主导,FDI和银行信贷处于次要地位。当前中国FDI在对外负债中占比过高,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发展滞后的结果,如民营企业融资受到歧视,金融市场不发达、分散风险的能力弱等。     

不对称市场、技术获取与FDI的区位选择

在Bjorvatn和Eckel(2006)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技术获取因素,通过建立一个垄断市场模型,在不同政策背景下,比较了技术获取和市场大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政策竞争,FDI均能提高东道国的收益。与Bjorvatn和Eckel(2006)的研究相比,仅当两国市场容量差距较大时,政策竞争将导致较大市场容量的国家对FDI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从两国整体来看,政策竞争改善了FDI所引致的两国整体福利,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基于吸收能力视角,从产业以及产业内部不同类型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对我国整体汽车产业具有显著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内资汽车企业的挤出效应超过了溢出效应;外资汽车企业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渠道对内资汽车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内外资汽车企业技术差距的扩大不利于FDI技术溢出,内资汽车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FDI技术溢出,而研发投入对FDI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研究表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应当走开放创新之路,在引进FDI同时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FDI流入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一个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在理论考量的基础上,依据2002～2008年间中国不同技术类型的出口品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针对中国FDI实际流入总量及分国别FDI流入量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果对流入中国的FDI的主要类型进行了判断。经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FDI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的多样化,但对出口品技术结构的优化作用并不理想。其中,来自亚洲四小龙、中国澳门和日本的FDI对出口品技术结构存在较大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有东亚分工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判断,当前流入中国的FDI主要是垂直型和出口平台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的测算——我国制造业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东道国管理水平、技术或生产率进步与提高的作用不断增强。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技术进步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起到促进作用的,并且FDI间接效应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直接效应。     

FDI会对我国技术产生偏向性的影响吗？

基于跨时期可比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验证FDI对我国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1993-2014年间我国存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并且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能够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样本期FDI的引入却削弱了我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同时采用控制变量法，比较剔除FDI与国际贸易两个变量后的回归估计结果，发现样本期间我国对外贸易与FDI呈现出相互互补的状态，并且两者结合对我国技术进步资本偏向具有促进作用。     

FDI与中国的高技能劳动需求

高技能劳动需求的上升意味着内生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本文不仅揭示FDI的引进及其带来的竞争和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最终品部门、中间品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变化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而且采用行业成本转换法估计加入WTO以来中国FDI的增长及其带来的出口、竞争和技术模仿对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增长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制造业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且该结论并不是由FDI所选择的行业本来就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造成的。     

“FDI降低东道国能源强度”假说在中国成立吗?——基于省区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针对能源经济学的假说之一"FDI降低东道国能源强度"进行经验检验,以中国省区工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在引入技术效应函数的基础上,厘清FDI结构效应、FDI技术效应与FDI收入引致的技术效应之间的关系,将FDI技术效应从FDI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中剥离出来。构建了FDI影响中国工业能源强度总效应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分别采用单方程估计方法(2SLS、GMM)和系统估计方法(3SLS)对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估计,并用弹性分析法计算FDI路径下不同影响效应的弹性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产生的总效应是积极的,即外资进入度每提高1%,总效应是使中国工业能源强度减少0.193%~0.243%,正面的FDI技术效应(0.185%~0.308%)和FDI收入引致的技术效应(0.077%~0.122%)超过了负面的FDI结构效应(0.064%~0.192%),实证结果支持该假说。     

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要素替代和中国能源强度分解

本文将能源视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纳入要素替代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并细致刻画了开放条件下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及其要素使用情况。通过构建一个要素投入需求方程组模型,本文采用SUR回归估计了1998-2009年我国自发技术进步、R&D、技术购买、FDI和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对能源要素份额和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进步效应总体上导致能源强度上升,但R&D和FDI技术溢出均能促使能源强度的降低;不同来源的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要素替代作用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     

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技术外溢的对比研究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从外资的源头即来源地的不同进行分析,探究不同特征的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来源于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具有正效应;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也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其溢出能力大于港台及新加坡的FDI;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