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多样性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里程碑，主流经济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学公设中存在两种相悖的人性假设；人类同时具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种倾向，利己主义收敛于利他主义；由于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完全理性并不必然带来福利的最大化；以机会成本理论证明了“有限理性”；非理性深刻地影响经济生活。作为结论，应根据经济分析和研究的不同需要设置人性假设：理性假设、非理性假设、理性与非理性共存假设。     

基于不完全信息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从社会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建立社会资本的微观基础,一直以来,社会资本的经济学解释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实际上社会资本与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不相容的,社会资本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而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是完全信息的。只有基于不完全信息,将个体的理性扩展为二元理性,在"社会经济人"假设下分析社会资本,并通过社会资本的非市场机制——信任关系,才能有效地使社会资本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论制度分析中的＂实际的人＂及其演变

科斯提出制度分析应该研究“实际的人”。经济学早期关于人的假设是接近“实际的人”的，但后来（尤其到新古典经济学）却越来越远离“实际的人”。经济学对人的认识经历了“实际的人”一“理性的人”一“实际的人”之循环，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制度与“实际的人”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实际的人与制度之间有着一种互动的内在治理机制。制度可以平衡“实际的人”的内在动机的冲突和矛盾，使人的行为更加理性，从而有利于秩序的形成。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可以塑造个人，能扩展人的有限理性；制度大大地弥补了人们知识和信息的不足，也降低了社会交往中对人们认知能力的要求。同时．个人塑造制度，人性的演变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对人的假设的变化是深入分析制度的基础。     

经济系统理性假说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经济人”，所谓理性，主流经济学一般解释为在给定约束条件下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方式。主流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个核心假设通过演绎推理，形成一种理解经济系统的抽象均衡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缺少经济史理论和其理论构建的经验支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理性假说，如有限理性假说，角色理性假说等等。这些假说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与经济历史过程的解释力，但是它们仍存在严重缺陷，本文拟重新审视几个重要的理性假说，运用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个新的理性假说－经济系统理性假说。     

经济学两种范式关于人性假设前提的比较分析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对经济行为主体人性假设前提问题上迥然有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社会人"与"经济人"人性的不同假设成为两大范式的分水岭,这涉及人性与人的本质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来考虑人性假设问题,提出一个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经济学人性假定,演绎出一个能反映个人与社会现实互动关系的理论框架,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理性的韧性——对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哲学沉思

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而建立的经济学在各方面都受到挑战,其中主要的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不相关性和经济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两大问题。面对这种挑战,作为经济学新发展的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都对理性进行了新的诠释。博弈论通过扩张理性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的互动关系力图使经济理论更好地从可能走向现实;行为经济学力图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理性使经济学在面对经济现实时能有更大的作为。前者是使理性极度扩张,后者是削弱理性的刚性。作为经济学假设的理性是有一定韧性的,理性的扩张和削弱目的都是使经济学理论能直面经济现实。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殊途同归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经济学是有科学性的。     

从理性人说开去

经济学大厦是建立在经济人这一重要基本假设基础之上的,任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个体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符合理性的行为。本文就从有效竞争与秩序的形成、车站的站与座队的设置以及对私自取水者的惩罚机制等方面来说明:正是从这一最基本的对人性合理的假设出发,经济学     

经济学人性假设的演进与超越

本文以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理论的发展演进为分析路线，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的含义与缺陷，通过对“经济人”自利动机的内涵、理性选择与其辅助假设三方面的剖析、批判与修正，力图透视其发展进程中各种理论流派对这一人性假设的争论和修正，从而揭示其走向现实性的变化特征与方法论意义。     

从一种理想类型到社会文化的演变——新制度学派的文化认知边界及博弈论中的理性

无论是从理论范畴上分化还是以逻辑链条为依准,理性假设均或明或暗的存在于近代西方社会理论中。本文以此为线索论述了自经典社会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直到博弈论的理论前设的发展路径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内核假设回归多元范式的必然。     

理性犯罪人假设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理论、方法来研究法学理论和具体的法律问题的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的一门学科。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以理查德.A.波斯纳、加里.S.贝克尔等为代表的法经济学家开始以独特的经济学视角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犯罪及其相关的法律制度,为传统犯罪学和社会学分析犯罪及犯罪现象的法学学者们研究工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思路。而理性犯罪人假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遭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此,笔者在本文中适当修正了传统理性犯罪人模型,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思考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教授的长篇文章,提出了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认为"北京共识"取代了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比较研究"北京共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30年来改革和发展的经验,继续稳步前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发展也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或启迪。     

“柯达”与“苹果”——企业的创新哲学

"苹果"公司如日中天之时,恰是柯达公司破产之日。不同层面的创新造就了两家企业的不同命运、中国企业需要的,是宁如苹果般缺少一块却意犹未尽的创新诉求,而非柯达般"咔擦"一声间的绚烂瞬间。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与“道”

俗话讲：穷则思变,富而思进。“穷”与“富”是两种不同的状态,而在小同状态下产生的思想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先生指出,时势生思潮,思潮造时势。对于时势总体状态的把握是思考的结晶,称之为“思”,将这一成果转化为改造推动时势的方法与途径,称之为“道”。     

论“世界历史”对“类”意识生成的意义

“世界历史”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特指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它对“类”意识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它打破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地域界限，从而清除了当代“类”意识生成的地域性障碍；二是它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促进了个人本位向“类”本位的复归。     

“角色冒险”与“返祖”情结

杰克·伦敦是20世纪初在世界文坛上颇具影响的一位美国作家。他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以出卖体力为生,后来逐渐成为现实主义作家。     

“窃贼原理”和“未来账户”的设置

在可持续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已经对SNA为核心的国民经济账户作了部分修改，但始终没能把环境核算与经济核算有机地融为一体。本文在分析不完善的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造成的不良后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未来”账户和调整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的初步设想，并进行了案例研究加以实证。     

"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的高度融合——赴西班牙葡萄牙城市形象宣传考察记略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与全国十大美院掌门人交流时曾说,城市建设需要仔细研究土木建筑的布局,要让人看着舒服,能体现出自然之美。城市建设要有艺术感觉。城市的建设者要把城市当作自己的作品关键是要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使其有个整体的艺术感觉和自然环境。如何把城市形象建设搞好,为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形象宣传理念,应葡萄牙葡中合作发展促进会、西班牙VILLAVA政府邀请,市委宣传部赴西班牙和葡萄牙城市形象宣传及城市文化设施考察团一行6人于2010年2月19日至3月1日先后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萨拉戈萨、马德里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和艾佛拉市进行了考察交流活动,拜访了科里亚多比利亚尔瓦市政府和西班牙第三大报纸《道理报》,同时考察了葡萄牙《新闻日报》。融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正是西方城市形象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重庆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     

从"启动器"、"吸附器"到"推土机"——厦门火炬高新区科技创新的灵魂之舞

2006年，在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厦门火炬高新区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化、区域化、全球化为目标”的经营宗旨，不仅仅满足于扮演“启动器”和“吸附器”的筑巢引凤角色，更勇于担当为企业自主创新披刑斩棘、嵌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推土机”，不断深化服务层次，丰富服务内涵，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全面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自然法”到“规则法”，再从“规则法”到“活法”——西方法学理论研究视角转换的社会原因考察

自启蒙运动以来 ,西方法律理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两次转变 ,即从“自然法”到“规则法”,再从“规则法”到“活法”的转变。但这两次转变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因为一系列的社会原因促成的 ,具有历史必然性。由此也说明了 ,观念和理论的变化 ,必然有潜藏在其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某种意义上 ,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 ,就是观念和理论发展的逻辑 ,法学理论如此 ,其他社会观念和理论亦然     

“自然法”到“规则法”，再从“规则法”到“活法”－－西方法学理论研究视角转换的社会原因考察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法律理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两次转变，即从“自然法”到“规则法”，再从“规则法”到“活法”的转变。但这两次转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因为一系列的社会原因促成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由此也说明了，观念和理论的变化，必然有潜藏在其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观念和理论发展的逻辑，地学理论如此，其他社会观念和理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