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文明度评价的区域比较实证研究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之放在突出地位"的历史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究竟如何以及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运用AHP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包容多属性指标的生态文明度综合评价模型,进而具体测算了2011年全国31个省区生态文明度的数值变化及其区域特征,研究表明:2011年我国大多数省区的生态文明度处于中级或中低级建设阶段,生态文明度均值约0.442(即"不及格"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文明度之间并不一致但关联密切,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理论上的内在冲突,关键在于经济发展的方式与路径;2007-2011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度指数呈现不同程度的稳步上升趋势且存在"西部>中部>东部"的动态特征。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度总体建设水平较低以及区域不平衡的状况,本文最后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法制、体制和机制创新等若干政策建议。     

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测度、区域差异分解与动态演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基于市场化配置程度、市场化运作程度以及市场准入程度三大子系统52个具体指标的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05-2018年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综合指数以及三个子系统指数,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揭示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的区域差异及演进趋势。研究发现：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指数总体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市场准入程度相对于市场化配置以及市场化运作水平较高;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区域发展不协调,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且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部地区间差异呈扩张趋势,中部-西部、中部-东北、西部和东北地区区域间差异呈逐步缩小趋势。文章为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评价指标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撑,同时为提高中国及四大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提供有效的依据。     

高质量就业视角下我国省级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水平及区域差异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高质量就业视角出发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算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水平，同时采用基尼系数法测度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的差异程度，揭示区域差异的演变趋势。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水平明显提高，10年间总体增长幅度约为38%;供给水平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不同区域的提升速度存在差距，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投入类指标供给呈“东多西少”的分布情况，西部地区的产出类指标供给水平最高，效果类指标的供给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总体基尼系数保持在0.23左右，供给水平的整体发展较为均等，具体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高于我国平均值，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保持较低水平；部分区域间差异显著且存在进一步分化趋势，其中东部与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的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未来应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财政投入均衡，重点缩小东部和西部的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差距，建立多元化供给模式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在促进社会整体高质量就业中的作用。     

对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效应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非对称效应研究中多把非对称效应的重点集中在产出变量GDP上,对其他经济指标如工业增加值、CPI等的分析较少,差异性分析的面相对较窄。在对区域的划分上一般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块,或东、中、西、东北等四大块,而实际上在各区域内、各省之间经济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也很难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有的西部省份产业发展水平甚至高于中部省份(如四川、陕西与江西、河南比),有的西部省份人均GDP与东部省份接近(如内蒙与山东、辽宁比),东部地区也存在海南、吉林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因此在这样的区域划分基础上进行分析可能使部分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在区域内被对冲而掩     

东西差距

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是如何划分的? 东部包括京、津、沪、广东、辽宁、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河北、广西、海南12个省市区;中部是指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省区;西部指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9省区。 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较如何? 据20个主要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1994年比1978年增长速度,东部平均年增长6.3％,中部为5.2％,西部只增长4.9％。 另据46个主要指标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的1994年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部得83.6分,中部为52.1分,西部为43.4分,东中西部的比例为1:0.82:0.68,比1990年三者比例1: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西部生态文明建设

西部生态环境是中国的生态脆弱区。西部生态环境的好坏,对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全国生态环境的建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加强西部生态文明建设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西部广大地区群众在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绿色发展之路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对研究区130个城市在2010—2019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通过全局Moran’ I指数,测算研究区2010年、2015年、2019年三个时间点的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关联格局,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全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从时间分布来看,研究区绿色发展的趋势为“N”型波动增长;二是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研究区绿色发展水平下游>中游>上游,省市内部呈现东部发展趋势强于西部发展趋势,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呈现圈层结构;三是从空间差异性分析来看,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均呈现减小趋势,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总体差异呈“Λ”型波动;四是从空间自相关分析来看,莫兰点大部分集中在第一、三象限（高—高聚集、低—低聚集）,区域间的聚集效应逐渐增强且聚集效应向外扩散;五是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产生负向影响,而教育投入和对外开放对绿色发...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与空间分异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在遵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一般原则基础上,文章从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生态文化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五个方面,构建了中国31个省市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2013年统计数据,对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和聚类分析。研究表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状况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全面优等型、全面偏优型、全面中游型、全面劣势型;从空间分布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而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相对较弱的省份大多位于西南部地区。     

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生活差异程度比较

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生活差异程度比较杨秀玲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５年的近十年间，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伴随而来的是地区性差异在进一步扩大。东部１２个省区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增幅明显高于中部（９省区）、西部地区（９省区），东部与中西部居...     

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正> 我国经济改革以来,西部经济虽然发展不慢,但与东部,中部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经济实力仍处于落后地位。1986年,预算内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在全国的比重.东部为51.4%,中部为32.1%,西部仅为16.6%;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为49.7%,中部为35.4%,西部仅为14.9%;西部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仅占全国总量的15%左右,与1980年所占比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也大大低于同期东部占55%和中部占30%的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全国为762元,东部为1252元,中部为689元,而西部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3.6%,东部的     

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区域分布特征的计量研究

文章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以及整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MPC）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13年我国居民整体MPC为0.49,处于较低水平;1999年以来,各区域的MPC除中部小幅度增加外均呈现下降趋势,西部下降幅度达39.7%,其中,2013年各区域的MPC沿西部、东部、中部和东北依次递减,且存在较大差异。这些结果支持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边际消费倾向随着绝对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同时也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实践相适应。     

基于因子分析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借鉴已有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评价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模型对中国31个省区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因子得分及排名做出综合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各区域不同省份生态文明建设差异较大,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好的省份大多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较弱的省份大多位于西北部地区和部分南部地区。最后为推进中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于“十一五”规划区域划分的思考

区域划分是制定区域政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十一五”期间，配合我国实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区域划分需要建立相应的多层级体系和框架，以便于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其中第一层级，可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第二层级，将这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即东部板块可划分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三个综合经济区；中部板块可划分为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两个综合经济区；西部板块可划分为大西南和大西北两个综合经济区；东北板块即东北综合经济区。     

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探究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特征对黑龙江旅游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8年全国和分地区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逐日搜索指数数据.从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时空集聚3个方面研究其演变特征.研究表明:2011—2018年全国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年际变化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月际变化呈"W"形;2011—2018年31个省区市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较大、季节性影响显著;东部地区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偏高,西部地区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季节差异最明显;东部地区内的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差异性最小,西部地区内差异性最大;黑龙江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正空间自相关,部分东部、中部地区表现为高高集聚,多数西部地区表现为低低集聚.     

基于DEA的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动态评价与比较

文章运用扩展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动态特征和变化趋势。首先,简析协同发展的内涵,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表现特征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确定评价标准;然后,运用扩展的DEA方法对我国不同空间尺度2002-2011年间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动态评价与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总体处于中级水平,东、中、西部梯级差异明显;十年间,东部与西部协同发展水平呈缩小趋势,而东部与中部间呈扩大之势。     

我国区域间卫生资源配置均衡性研究——基于泰尔指数的测算

基于我国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差异化的现实,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对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的均衡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三个地区的卫生资源配置水平具有差异性,但泰尔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公平性有所改善。从区域内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可以看出,区域内差异是造成床位配置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护士配置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区域内、区域间差异共同造成医师配置的不均衡。     

人口与经济双调节使我国地区相对差缩小

2005年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了近年来“东部和西部快、中部和东北慢”的格局；地区经济总量继续呈东部和中部比重提高，东北和西部比重下降态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是“东部和东北高、中部和西部低”格局。在人口与经济双调节机制作用下，我国东西部绝对差继续减速扩大，相对差继续缩小；城乡间绝对差和相对差继续扩大。2006年我国区域经济还将继续保持全面增长的照好态势。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在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的基础上,建立了变系数时点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地区生产总值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和时期、地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差距较大,但经费投入的地区差异出现缩小的态势。全国教育经费投入的时期效应在逐年增大。大多数西部地区教育经费对生产总值的弹性高于东部省份,而自发性教育投入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多数中部省份的地区效应和弹性值介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为了降低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差异和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目标,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加强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中西部地区综合经济社会环境。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及空间差异演变

考虑到惯用的可分解组合的锡尔系数的缺点，故用独立锡尔系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理空间单元的农民收入差异情况进行测度。研究认为：农民收入差异在拉大，大部分省域农民收入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值，农民收入水平从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1995年以来．不同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农民收入差异具有分层现象，差异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东西部、南部、全国、北部、东中部、东部、中西部、西部、中部；中部、西部、中西部的省际差异不大，其余层次的省际差异突出。全国、南部、北部、东部、东中部、东西部省际差异的演变轨迹高度相关，它们与中部、西部、中西部省际差异的演化轨迹负相关。     

区域创新环境对创新效率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权威的创新环境指标,从全国和东中西部区域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创新环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全国而言,基础设施、市场需求和劳动力素质都是显著的,金融环境为负但显著,创业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市场需求和劳动力素质的影响最为重要。对东、中和西部地区而言,基础设施提高了东部和中部的创新效率,且对西部不显著,市场需求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高,且贡献比较大,劳动力素质提高了东部和抑制了中部和西部的创新效率的提升,金融环境阻碍了东部和西部的创新效率的提升,而且对中部不显著,创业水平阻碍了西部的创新效率的提升,对东部和中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