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贪多少该判死刑?

刘铁男受贿3558万元被判无期,闻清良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死缓,陈同海受贿1.9亿元被判死缓……周永康、徐才厚会被怎么判?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3位备受媒体关注的贪腐官员等来了他们的判决。12月9日,被媒体称为"广州最大贪官"的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法院认定其贪污2.84亿余元;受贿金额高达6130万元人民币、4259万潜币。12月10日,河北廊坊中院对国     

“三多市长”许迈永 1.98亿地产腐败大起底

"钱多、房多、女人多"的"三多市长"许迈永涉案时间跨度长达14年,受贿金额从8万余元到3000万元,高达上百笔,涉案金额1.98亿元。许迈永的所作所为,不啻中国房地产领域设租和寻租的一本"活教材"。从项目开发权竞标、土地使用权出让、拆迁、"招拍挂"、退税优惠到返还土地出让金、变更土地用途、配套设施承建、转让股权、分割销售等,无处不是敛财之机,而行贿路线、手法的千变万化更令人叹为观止。在某种意义上说,许迈永案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一窥房地产业这一令全国民众为之癫狂的利益场的层层黑幕。     

反腐

1月15日，“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在企业家涉案的199例案件中，国企和民企分别为88例和111例，其中59例国企高管贪腐案例中，平均涉案金额达到3380万余元。     

地铁线透水牵出贪腐大案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原主任李柱在任职期间,利用外包河湖工程向建设单位索贿1100余万,并以虚报工程、私设账户等手段贪污公款4800余万,涉案近6000万元,终审被市高院判处死缓。地铁9号线透水牵出贪腐大案2010年9月17日,地铁9号线玉渊潭段围堰工程突发透水事故,大量湖水泄漏至地铁干槽,对事发     

谨防“小官大贪”

近年来，“小官大贪”的案例不少：广东疾病控制中心所长罗耀星，涉嫌受贿千余万元；佛冈县正科级干部张祖宏，贪污受贿585万元；内蒙古一位科级干部，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北京第一中级法院5年所审理“小官大贪”案件超过该院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1／3，26名被告涉案金额达三亿元之巨。     

省文物局一处长受贿29.7万元获刑11年

陕西作为文物大省,古迹名胜不胜枚举,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保工作中,却有人利用手中的职权,借机敛财. 省文物局原督查与安全保卫处处长骆希哲,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26万元和价值3.7万元的财物,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涉案受贿款物依法予以追缴.     

“小官大贪”警示束权莫留盲区

1月17日上午10时,备受关注的侯福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咸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侯福才数罪并罚,决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郑筱萸的末路启示

2007年5月2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判决:郑筱萸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近年来,贪腐高官领刑的不少,但少有死刑的,即使贪污数额高达上千万元,也没有被判死刑。于是,针对郑筱萸贪污600多万元被判死刑,就有了多重解读:     

“小处长”的“大权力”:帮助承建单位中标获利

2014年9月16日,杭州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新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张新受贿1.24亿余元,贪污1000多万元,滥用职权导致国家数千万元损失,被一审判处死缓。这是迄今浙江最大金额保障房贪腐案。一个"小处长"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什么手段,在保障房项目中攫取巨款?国家干部成了"开发商"法庭审理查明,张新利用担任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先     

20年刑期撕碎造假区长假面具——山西省首例串通投标情节入罪

他捏造假业务、编造假工程、策划假招投标,而大行贪污、受贿之实;他召集有关人员密谋策划,编假话、造假象、做假账,制造虚假事件,以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他就是被办案检察官称为"造假区长"的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原区长陈怀生。临汾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串通投标罪判处陈怀生有期徒刑二十年。法院审理查明:陈怀生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款348万余元据为己有,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89万余元,挪用公款150万元;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1238万余元的损失;在招标投标过程中,采用非法手段,损害了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     

管理者的代理成本

2009年7月15日，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因受贿1．9573亿余元，一审被判死缓。公开资料显示，陈同海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建国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每月交际上百万即意味着他日均挥霍公款4万，管理者的这种“额外津贴”与在职消费直接反映了管理者的代理成本行为。     

“明星官员”沦为“腐败大鳄”的警示

深谙官场定律,头顶数个光环,原南昌市委常委、南昌原县委书记汤成奇曾在经济开发中被称为"成就奇迹"的人。因受贿3901万余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2.8亿多元,汤成奇最终由"经济能人"沦为腐败"祸     

给“哭穷贪官”卸妆还需制度发力

正人前"哭穷"、人后贪腐的"老虎""苍蝇"并不在少数。《新京报》对此进行了盘点:广东原省委常委、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曾在广东省"两会"上高调"哭穷",声称自己参加工作20多年,连住房也"没有",可背后却受贿总值约1.1亿元人民币的财物;国家能源局煤炭     

职务犯罪侦查中受贿嫌疑人翻供问题浅析

受贿犯罪由于其犯罪形态的隐蔽性,证实受贿嫌疑人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证据的单薄性,和言词证据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受贿嫌疑人的口供很容易发生反复,因此研究和探讨受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翻供的原因及对策,正确处理好翻供问题,对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维护司法公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职务犯罪侦查中,受贿罪犯罪嫌疑人翻供的主要形式 (一)受贿次数和数额上的翻供.受贿犯罪是数额犯,定罪和量刑均建立在一定犯罪数额的基础之上,因此受贿犯罪嫌疑人的翻供一般均从次数和数额上做文章.仅供述部分受贿行为和受贿数额否认其它事实,由次数多变为次数少,数额大变为数额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     

“炒房区长”千万不明财产该当何罪

9月23日，备受关注的上海“炒房区长”康慧军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庭开庭。在法庭上．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人贺卫指称，1993年至2007年8月，康慧军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总计599万元，其中王孝琴（注：康慧军之妻）参与受贿97万元。而截至案发，尚有价值1184万余元的财产，康慧军未能说明合法来源。     

世行如何测评“投资环境”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安徽历年来倒下的县委书记中，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级贫困县一定远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刷新了多项纪录：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即便是在被纪委调查期间，他还在收钱；卖出官帽最多——从1998年11月到2002年，陈兆丰卖出的官帽就多达110顶，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定远县共有37个乡镇，无一不向陈兆丰行贿。陈兆丰案成为安徽省历年来受贿数额最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在陈兆丰所收207人334次283．76万余元贿赂中，除去9人37次是为承揽工程外，其余均为升迁、提拔或安排工作而送其钱财。送礼大军中，有书记、镇长（乡长）结伴来的，有父子、兄弟、夫妻一起登门的，     

判处郑筱萸死刑再敲警钟

郑筱萸因600余万元的受贿数额,为自己换来了“生命终结”,尽管这一判决尚未生效,而且较之于韩桂芝、石发亮、毕玉玺等腐败“大鳄”来说,其受贿金额也并非“首屈一指”,但该判决无疑传递出了一个强劲的信息,那就是对十恶不赦的腐败分子,就该重拳猛击,严惩不贷。     

贪婪,使官员“倒”在松江土地上

2012年2月8日,原上海市普陀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陈猛走上法庭。他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1547.9万余元。陈猛的受贿跟他在普陀区任上毫无关系,他的贿赂,都来自于在2003年1月至2011年2月担任上海市松江区副区长期间。起诉书显示,这8年间,他利用分管城建等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开发商以及松江区新桥镇原党委副书记沈英的贿赂款、物等。     

宁波“一案五必须”一体推进“三不”机制

<正>近期,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原党委书记、管委会原主任叶继松因受贿37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70万元。随着法槌落下,该案告一段落,但围绕该案的"后半篇文章"却在继续。叶继松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被拍成了警示教育视频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国企高管

正在十八大后,这种在同一国企中有多名高管落马的情况时有发生。西藏自治区盐业总公司,安徽军工集团、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均各有两名高管接受调查。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军工集团前后两任董事长张友仁、黄小虎均已落马。今年6月27日,中新社报道,2013年9月,已退休三年多的张友仁受到检举,而检举者正是他在安徽军工集团的继任者黄小虎,彼时,黄小虎已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据安徽省淮南市检察院通报,张友仁与黄小虎的涉案金额分别达到830余万元与3162.1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