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漕采买浅议——考察晚清漕运体制改革的另一视角北大核心

晚清漕运体制改革是在缺乏朝廷统筹布局的情况下,主要由有漕各省分别推进的,从中大致可以梳理出由湖广发端的漕务改章、江浙漕粮海运和南漕改折以招商采买三条主要线索,其中第三条线索较少受到研究者关注。折漕采买可追溯到道光初招商采买台米以济京仓,道光中即与试办海运同被朝廷视为应对漕运危机的政策选项。迨咸同之际,冯桂芬倡议改折南漕、解京发饷、招商采买以裕京仓,而两江大吏鲜有正面回应者。至光绪后期,始有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推出大体切实可行的折漕采买实施方案,但随着百日维新失败而被推翻。本文选取晚清漕运变迁史的另一视角,考察折漕采买的内在动力、演变趋势、历史意义、与海运漕粮和漕务改章的关系,以及最终被朝廷弃置的原因,以期有助于展现漕运体制改革进程全貌。     

以曾国藩为视角观察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

本文分析了曾国藩京官期间的家庭经济收支。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入京前他如何通过拜客谋取收入为京官生活做财政准备。二是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中心观察他京官期间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并对比他与李慈铭生活状态的异同。三是他出任乡试主考过程中所获收入。从曾国藩的例子可以看出,清代京官的实际收入数额及渠道都与表面规章有很大不同。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十分有限,在初始阶段通常需要家族或他人的资助。但潜在收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巨额灰色收入,以及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潜在收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理学修养、个人操守、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立足改革 加快发展──连江县抓改革促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近年来，连江县立足本地实际，，围绕发展抓改革，再造农村经济增长新优势，在财政体制、税收征管、经营机制、市场流通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分成，放水养鱼今年以来，连江县在调整完善新一轮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力求做到财权与事权相适应，对乡镇财政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定额缴补、总额超收分档分成”的管理体制，以有效调动县乡两级增收节支积极性。——合理划分乡镇财政收支，实行定额缴补，确保正常开支。一方面将乡镇管理权限范围的农村工商税收、农林特产税及其他收入划分为乡镇财政固定收入和县、乡（镇）财政共享收人以及县财政固定收入。其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城市维护税等十种税收列为乡镇财政税种固定收入；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划为乡镇财政税种固定分成（共享）收入。凡属于乡镇管理权限范围的支出均下放乡镇管理，包括乡镇行政管理费、农林水等部门事业费、文体广播事业费、教育事业费、卫生费等，以及乡镇计划生育事业费（由县卫生局下拨）支出。另一方面县里对乡镇财政收入基数和支出基数也分别做了调整规定，并要求乡镇应完成县里当年下达的农业税、耕地占用税收入任...     

比例、定额与实支:唐代州县官员俸料分配探析

唐代官员俸禄包括官禄、俸料、职田、力役及其他类型。州县官员的俸料在唐前后期有显著变化。唐前期俸料大致按比例分配，由于可供分配数和员额时有变化以及地方长官决策的影响，俸料分配具有灵活性。安史之乱后，大历、贞元和会昌改革明确了按定额分配的俸禄制度。在藩镇体制逐渐形成和两税三分的背景下，留州钱中的“州县官正料钱”供俸料分配，但州县并未完全按照中央定额实际支给，而是存在因财政困难无法发放或俸料远超定额的情况，因此朝廷多次下敕诏支援或限制部分州县。从正史、墓志、诗文等材料可证，部分藩镇下的州县并不遵循国家旧制和节度使惯俗，对俸禄的分配和管理具有自主性。从制度规定与实际情况不相合的俸禄分配状况，可窥探唐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弹性和财权问题。     

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北大核心

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赋税征收中,虽然以银两为征收标准,但往往折钱输官,以铜钱交纳,然后再由州县官照市价易银报解。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

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赋税征收中,虽然以银两为征收标准,但往往折钱输官,以铜钱交纳,然后再由州县官照市价易银报解。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明清时期南粮与北漕供应体制的关系及其变化北大核心

永乐北迁之后,洪武时期供应京师的漕粮重新分配,形成了运往北京的北漕和运往南京的南粮两个系统。北漕渐以军运为主,南粮仍为民运,两者分征分解。随着明中叶之后南粮北折愈演愈烈和南京运军行粮支领方式的改变,南粮与北漕开始合征,原本负责解运的南粮粮长和北漕粮长之运役合并,南粮考成亦并入北漕体系,运费实现定额化。清代废除明代南京留都地位后,南粮转变为地方兵饷和漕运运费,在延续明代南粮与北漕合征趋势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赋役货币化进程,是明清赋役改革和社会变迁的重要面相。     

清初田赋科则中本色米复归的新解释——兼论明清赋役全书性质的转变

随着白银财政的展开,明末东南地区田赋征收中出现了以白银为标准的新科则,但清初又变回实物与白银并列的科则形式。这是否意味着白银在田赋征收中重要性的退却?通过剖析田赋管理运作中户部坐派、州县会计、编派、征收、解运、入仓交纳等6个环节,可以发现无论明末还是清初,都有部分田赋项目的坐派形态,也就是入仓形态规定是本色,但实际上州县官府都采取向百姓征银,交付里长或差役买本色送仓上纳的做法,田赋运作方式并未因王朝鼎革而改变。但由于记载田赋科则的文献——赋役全书的性质发生改变,即从明末地方官府的自我财政管理工具变成清初户部实现财政集权的手段,其记载重点从州县实征转向入仓入库,新科则从用于实征的税率变为册籍上的派征率,故有前述形式变化。这提示我们要正确理解明清财政文献中的名词和数字含义,要仔细辨析这些文献的生产机制及其在制度运作中的作用。     

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

明洪武到弘治年间,州县官府的赋役管理从基本不依赖核算向需要且能够进行核算的状态转变。洪武、永乐时期,在官府体系内部,只有田赋被部分地纳入核算管理,其他赋役征发则完全或绝大部分无法计量,也没有计划性。宣德以降,地方官员吸收民间粮里阶层分担赋役负担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旨在“均平”的改革,以确保赋役的可持续征发。在探索均平之道的过程中,不同地方官员多采取量化赋役负担、预定征收计划、将派征对象标准化并进行摊派核算的方式。其中,田赋额等开始扮演摊派对象的角色。这开启了州县层面赋役征收核算体系的发展之路,也导致府、州、县与户、工等部及布政使司之间产生了赋役核算信息不对称,出现了二重会计结构。     

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的形成与构成

城市财政的形成是近代城市史、财政史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透过清末民初上海县城的案例,试图解释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并分析其收支结构。研究发现,上海县城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在于:首先,清末上海县城在商业活跃、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城市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传统县城基础设施亟待改善,而城市管理制度与经费相对缺失,促使制度需求的出现。其次,地方的公益善举传统与精英势力崛起并广泛参与地方事务,以及官办市政雏形的出现等因素构成了上海县城自身的优势。此外,新政改革为城市财政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由市政机构作为征税主体,财政.收入主要有城市捐税与规费收入、公产收入、债务收入等,支出则由公共事务性支出、行政性支出、债务支出等几方面构成。积极有效的财政运作是上海县城自治市政成功的基础,也为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地方财政制度变革提供了新的角度。     

分税制改革20年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却使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支出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增强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增加了民生支出,使得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不断增强,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民族地区仍然存在财力不足、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应转变政府和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范围,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支出职责;建立转移支付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     

“省管县”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优化问题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分析

本文以当前"省管县"体制改革为背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既定的分税制框架内,研究省以下政府间税权配置问题。通过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分析和经验借鉴,确立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的原则,提出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权配置优化的基本思路。     

Rural Informal Taxation in China：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an Analytic Framework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taxation system from the pre-reform period to the late 1990s. We propose that becaus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upper-level and the lower-level governments, local governments had to be granted some informal tax autonomy to fulfill the upper-level policy mandates. This easily led to excessive local informal taxation on farmers. As market liberalization of the grain sector progressed, the low-cost tax instruments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implicit taxation gradually eroded. Local governments in agricultural regions had to resort to informal fees collected directly from individual rural households while the more industrialized regions shifted to non-agricultural taxes that are less costly in terms of tax collection. Hence, political tension between farmer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agriculture- based regions emerged and rural tax reform became necessary.     

投资率与地方政府增值税税源——基于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全国和省级两个层次,对我国投资率与地方政府增值税税源状况进行描述,并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从理论上证明,提高投资率将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增值税税源。在此基础上,使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投资率对地方政府增值税税源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投资率与地方政府增值税税源成倒U型曲线关系;地方政府增值税税源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基于增值税税源因素的考虑,地方政府有推高投资率的动机,但过高的投资率将侵蚀地方政府增值税税源。我国地方政府应适当控制本辖区的投资率水平,并保持经济调控政策的稳定性。     

分税制改革、城市偏向与中国农业增长

分税制改革因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当农业税费全归地方财政收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而经济增长又成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主要指标时,面临财政压力的理性地方政府会强化其城市偏向程度,从而损害农业增长。本文运用1978至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农业增长特别是粮食增长产生消极影响;非本级财政收入因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有助于农业增长;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依赖则不利于农业增长。历史和经验证据支持了分税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观点。     

是土地供应量与房地产税赋提高了房价吗

自分税制实施后,“土地财政”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收入以支撑财政支出的主要选择,而与此同时房价也在不断上涨。中央政府从民生角度要求地方政府对房价实施调控,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调整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税税赋来施加影响。土地供应量和税赋会影响供需双方从而影响房价,反过来房价又会影响税收收入及开发商对土地的需求,进而影响社会民生。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各地区的住房价格上涨原因。通过构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P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来透视地方政府行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行为和房价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但在推动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上存在着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土地供应量影响房价;中部地区,二者联合推动了房价上涨。而在西部地区,房地产税税赋对房价的影响明显。在政策建议上,对地价推动房价的地区要从丰富住房来源和数量入手,而税赋影响房价的地区则要完善相关税制改革。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     

Are people in the SADC region willing to pay more tax to fund public healthcare?

ABSTRACT

For Africa to develop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frican governments have to prioritise spending on public health. However, the current spending data shows that health spending is a continuing struggle for African countries. Many researchers have the view that African governments have to collect more tax to spend enough on public healthcare. The question here is what extent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more tax to increase spending on public healthcare? Employing a multilevel regression model on Afrobarometer survey data, this paper examined to what extent individual and country level factors influenc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pay more tax to increase spending on public healthcare in 12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member stat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peoples’ trust in their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willingness to pay more tax, while factors such as the country’s quality of democracy, economic condition, and current per capita health expenditure have no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