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机制研究

在运用熵权法评估30个省产业绿色转型程度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动态面板并运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得出:第一,2005—2017年,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且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拐点值;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产业绿色转型效应为倒“U”型,我国各地区产业绿色转型水平具有累积性,滞后一期的产业绿色转型程度对当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命令强制性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了中东部经济生态化发展,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了西部经济生态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生态化。     

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从产业集群的创新载体效应、创新激励效应两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效应。产业集群创新载体效应主要从政府扶植效应和创新平台效应两方面进行阐述;产业集群创新激励效应主要从成本效应、风险规避效应、"企业衍生"效应三方面进行阐述。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协同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研究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两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2009-2020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工业绿色创新绩效进行测算，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协同具有促进地方工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既增强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又显著提升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协同对地方工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协调优化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尤其是提升公众参与度，联合发挥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组合激励效应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制度“解锁”能够释放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活力吗?——基于2003-2014年28个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评价其生态效率水平,并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构建计量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生态效率总体呈递增态势,但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短期内规制遵循的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而且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策略性遵循行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只促进了重度污染行业的生态效率,对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具有抑制作用,"波特假说"仅在重度污染行业得到验证。最后,针对不同行业提出了对策建议。     

主导性高技术产业成长动力的系统研究及其灵敏度分析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主导性高技术产业成长动力的系统模型,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进行系统研究和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主导性高技术产业成长动力是一个由科技创新、市场需求、企业竞争、政府行为四个动力因素多重反馈循环、协同作用构成的系统;政府对主导性高技术产业成长的动力作用主要不是直接规制和促进其成长,重要的是通过与科技创新、市场需求、企业竞争等动力因素的协同作用促进主导性高技术产业成长;产业政策的调整重点是放松政府的直接规制,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进一步加大研究开发和职业技术工人教育培训投入力度。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     

“抑制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去产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开始从企业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研究多集中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关于"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中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基于201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这项以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生产扩张为目的的"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相较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去产能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在《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地，文章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双视角考察了《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一方面，《指导意见》在提高去产能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同期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去杠杆政策也均对《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不仅辅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可观的理论价值，而且诠释了诸如去产能等"抑制型"产业政策的真正内涵：抑制扩张是手段，强化产业是目的。     

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双碳”目标进一步明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判断企业是否低碳发展的指标之一。文章以2013—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直接影响，并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结论表明：薪酬激励可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且环境规制增强了这一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门槛值0.021时，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最佳；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来说，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只在国有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显著。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联合调节效应

利用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探讨技术密集度与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以及两者联合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够提高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均对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关系存在促进作用;技术密集度和金融发展具有联合调节效应,与低金融发展水平相比,高金融发展水平会放大技术密集度对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关系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by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PU) on industrial pollution using China's real-time pollution data and a novel news-based EPU index constructed by Davis, Liu, and Sheng (2019).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EPU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sulfur dioxide (SO₂) readings in cities experiencing higher ex-ante fiscal pressure,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profound during the daytime. Given that SO₂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less incentive to monitor illegal pollutant discharges during the nighttime period,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ising EPU will harm the environment by motivating local authorities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thus increase industrial pollution. We also find that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exter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mitigate the pollution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大气污染防治增加了企业税负吗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将"2+26"城市确定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进行联合防治，基于此，文章以2013-2019年"2+26"城市所在省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2+26"城市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2+26"城市而言，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使得企业税负显著增加。区分企业所在城市规模、是否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大气污染联合防治行动对非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位于小规模城市的企业税负影响更大。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技术创新与企业价值——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2015—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呈“U”形关系，并且环境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路径影响企业价值，即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选取产权性质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产权性质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中的价值效应，结果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对非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更显著。     

基于创新驱动的中国工业绿色化发展研究

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面对工业能耗高、工业资源利用率低、工业环境污染严重及国际绿色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国工业绿色化发展必须通过创新驱动来提高绿色工业技术水平、优化绿色工业组织结构、加速工业循环经济发展并提高其发展的可持续能力。文章认为,中国工业绿色化发展的重点是要以创新驱动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培养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而关键在于强化制度激励、推进科技创新、加强人才培养和深化国际合作。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Measuring Green Productivity Growth for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s: 1991–2000*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8–10 percent, part of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positiv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However, this extraordinary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sever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ssociated health damage. The conventional TFP method is biased in interpreting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change because it does not consider non‐marketable resid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hence,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nagement are ignored. This bias might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less efficient use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batement technologies or send wrong signals to policy‐maker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e present paper applies a modified welfare‐based green TFP approach, treating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non‐desirable (negative) residual output.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taken into account to accurately interpre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rom a social welfare point of view. Based on a national time‐series input–output table, historical capital and labor input data for China and sectoral level air pollution emission data from 1991 to 2000,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with increasingly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any pollution intensive sectors, such as electricity, primary metal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improved their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the late 1990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wea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nd in sectors primarily composed of small private or township and villag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irms within these industries contributed to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构建2011—2019年省际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其分指数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创新激励作用与总指数保持一致,而数字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数字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普惠性,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和国有企业占比较小地区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

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打破资源和环境的诅咒,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竞争引致的环境规制互动行为,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基于政府竞争视角,借助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随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标尺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即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亦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行为不利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的均衡化发展;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产业高度化发展;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削弱了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环境规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因此,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良性竞争,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唐山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创新支持研究

首先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的方式和机理；然后通过建立各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回归分析模型，利用唐山市1997—2006年各产业的统计数据，得出技术创新对不同产业影响的显著性是不同的结论；最后提出唐山市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