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经历与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视角

从业经历丰富的回流农村劳动力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对促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加快农业服务市场发育有重要作用。文章讨论的核心议题是不同从业经历是如何影响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的，并尝试建立了"从业经历—个人能力—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本文首先在一个简单理论架构下，对从业经历影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作用机制进行归纳分析，之后分别利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分析了务工、务农、经商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选择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模型（PSM）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期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提供参考。结果显示：务农经历固化了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不利于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务工经历有利于农户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利用提高，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经商经历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选择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农地细碎化抑制了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采用PSM最近邻匹配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因此，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要考虑农户从业经历的多样性，鼓励部分有志于农业农村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使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期间所获得的资本和能力在乡村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同时，应加快农地流转，降低农地细碎化程度，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健康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脆弱性——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户健康受损时,会通过"劳动效应"、"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影响其经济脆弱性,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的连接下,通过及时获取信息与资源等对农户经济产生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处理效应模型解决内生偏误问题、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后,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会通过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两条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分项指标则通过信任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男性户主更易因遭受健康冲击而陷入经济脆弱困境,处于劳动年龄的户主在利用社会资本缓解经济脆弱性方面更具优势;而社会资本在缓解健康冲击对农户经济脆弱性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等非正式机制逐渐被正式医疗保障机制所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构造基于预期贫困定义的贫困脆弱性指标（VEP）进行替换变量回归,进一步证实所得结论。文章的政策涵义在于,应加强对于农户健康风险的管理,并重新挖掘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缓解经济脆弱性,阻断贫困。     

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助于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吗？

从服务分工视角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与农户行为的市场约束，探究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旨在寻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文章利用江西省9个县（市、区）34个村645个水稻种植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农业绿色生产率，同时采用Tobit模型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农户土地禀赋下的经营规模、土地细碎化、地块规模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样本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率均值为0.48，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伴随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的加深，即采纳社会化服务的农业生产环节越多，农户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越高；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地块规模的扩大，能够增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土地细碎化程度则会抑制这种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施肥服务和病虫害防治服务是促进农业绿色生产率提升的关键环节；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诱导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从而促进农业绿色生产率提升。据此，基于发展农业绿色生产，应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引导农户开展适度土地规模经营，注重农户...     

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 1324个村社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村官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基层治理力量,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户增收与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新形势下,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否有助于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有待验证。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缩小了农村基尼系数,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构成了大学生村官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文章采取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替换控制变量与更换估计模型(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IV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稳健。进一步机制验证发现,大学生村官可通过提升"社会保障力度"与"社会治理水平"的中介路径来调节收入再分配,缩小农村收入差距。大学生村官政策效果存在异质性,其对资本禀赋较强地区(东中部、非贫困村与村支书学历高中以上)的收入差距缩小作用更加明显。可见,大学生村官政策能促进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政府应做好大学生村官政策与社会保障、社会治理水平建设政策的有机衔接,促使大学生村官更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同时,政府需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以确保政策效果的普惠性,助力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的研究

利用国家统计局(NBS)数据,本文测度了1980—201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变动趋势以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本文估算了1988—2002年间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绝对贫困度量,农村贫困指数不断降低;以相对贫困标准度量,贫困指数有所提升;外出打工是目前农户摆脱贫困的有效方法,相比之下,务农农户贫困状况始终最为严重,增加组内成员收入,缩小组内差距对减少务农农户及农村贫困的意义重大;弹性计算结果显示,尽管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但降低组内不平等程度对缓解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四个组别当中,对务农农户组进行资金扶助将起到更大的扶贫效果     

农户禀赋影响节水灌溉技术普及的实证分析——以陕西为例

农业节水灌溉技术对于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率非常重要,而农户禀赋是影响其采纳节水灌溉技术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农户禀赋与其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关系非常重要.本文为了研究农户禀赋与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陕西省为例做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年龄对采纳行为有较大影响,其中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农户倾向采纳技术的意愿相对更强一些;文化程度对于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行为的影响是正面的;经济基础较好且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高的农户,采纳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区域一体化是否改善了劳动力错配——来自长三角扩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长三角城市群在分步扩容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究竟如何？当前是"稳步吸收新成员，在扩展中谋发展"，还是"停止吸纳新成员，在发展中求进步"？文章以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准自然实验，以合成控制法为评估工具，检验并比较区域一体化对整体城市、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劳动力错配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评估结果的稳健性，并探索区域一体化影响劳动力错配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2010年长三角扩容有助于改善城市群内部地区劳动力错配，且影响效果呈现"新进城市 > 整体城市 > 原位城市"的关系；通过一系列检验证实了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健性；长三角扩容通过加快劳动力流动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两种途径矫正劳动力市场扭曲，改善了劳动力错配，中介变量机制效应存在差异。文章研究结论对推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建设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启示。     

收入不平等、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指标,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 与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显著加重了农户多维 贫困状况,采用三阶段联立方程处理内生性后,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不利影响依然稳健。 第二,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且该效用在降低中等层次的多维贫困更 为显著。第三,非正规金融在收入不平等与农户多维贫困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调 节效应表明,农户非正规金融越多,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越小;中介效应表明,非 正规金融能够弱化收入不平等对农户多维贫困的负向影响。因此,完善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不仅缓解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且改善农户多维贫困状况。     

数字技术采纳、社会网络拓展与农户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不仅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推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测度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测度区域和国家的总体共同富裕水平,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增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问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对7031份农户样本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刻画,运用O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在更换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估计与PSM匹配等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农户共同富裕,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强度是其主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对低收入组农户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强于高收入组,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发挥着促进"增富"及"共享"的分配效应;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浏览信息、休闲娱乐、商务工作和投资理财对农户共同富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商务工作,对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大。可见,应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完善农村数字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提升农户数字技术采纳能力,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认同、环境认知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基于江西省微观农户调查数据，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社会认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的影响，检验环境认知在二者间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认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认知在社会认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程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认知对老年组和男性农户具有显著影响，而对非老年组和女性农户未起到显著影响。社会认同对老年组农户更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培育农户环境认知、激发农户主体意识、加强政策引导宣传等建议。     

征地补偿与农村减贫

征地后农业收入及土地权益的减少会阻碍农户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但征地补偿的存在可以扩大农户生产经营的可选集,为持续提高农户家庭经济水平,促进农村减贫提供了必要前提。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中2013年的农村住户数据,文章设立了以家庭财富为基础的农户经济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建立三元联合分布计量模型,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了征地和征地补偿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征地过程中减贫效应起主要作用,征地能够显著增加农户财富,促进农村减贫。征地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征用宅基地形式下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征用耕地时效果则会下降;不同补偿方式下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组合下的征地减贫效应最强,而单独资金补偿的减贫效应最弱;征地减贫效应在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及高财富农户中更加明显。处理效应结果表明资金补偿和非资金补偿的组合能够为农户带来最多的财富收益,具体为233578.8元。最后文章还检验了征地的影响机制,发现征地补偿是征地减贫效应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补偿在征地的减贫效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效应所占比重约为59.5%。文章结论表明政府征地不仅有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还具有促进农户减贫,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协同扶贫模式创新:重庆例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与农民联系较为紧密的两类经济组织,是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但在实践中,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承担市场经营风险能力弱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规模偏小、脱贫带动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两类主体的扶贫作用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重庆市城口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一方面普遍性地成立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承接相关政府部门扶贫资源、开展村集体资产运营管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平等协商将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扶贫资源以入股方式投入当地运行规范、实力较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获取相对稳定的分红收益,并优先用于增加贫困户收入。该模式既为村“两委”参与市场活动和承接政府扶贫资源提供了有效载体,又较好地保证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构建激励兼容、多方共赢的长效扶贫机制,是有镜鉴价值的扶贫模式创新。     

新时期我国农村的经济现状与问题——以朝阳坡镇岭上村为例

"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更深入具体地了解新时期我国农村的经济现状与问题,通过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岭上村的驻点调研发现:村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全村以种植玉米为主和单产水平逐年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较为完善,同时也存在人口老龄化、青壮劳动力流失、公共财政资金短缺、村集体负债严重、农业社会化服务仍不能全面满足村民需求等问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以重视,通过深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回村创业、拓宽农村集体资金的筹资渠道、积极化解农村债务、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措施来解决岭上村的发展难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演进轨迹与或然走向

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的视角,运用199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农户采用农业机械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对农户采用农业机械的决策具有显著效应,工资性收入增加,农业机械采用水平也会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机械使用水平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相对稀缺导致的,因此要改变优先发展农业生物化学技术的观点,而应注重农业机械技术与生物化学技术并重发展。     

农村产业扶贫的困境与路径研究——以怀化市为例

农村产业扶贫机制是调动政府、企业、贫困户多方主体积极性的有效开发式扶贫机制。但是，当前农村产业扶贫依然面临着扶贫产业结构不优、农产品精深加工不足、农产品产销对接不畅、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实践困境。要破解上述实践困境，需要通过正确处理产业扶贫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不断夯实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支撑体系，积极探索农产品产销无缝对接的新模式，不断深化贫困人口与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才能实现。     

基于农户感知的森林碳汇扶贫效应分析

伴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森林碳汇项目时间的深入,项目实施区域农户在森林碳汇项目实施、持续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出。农户对实施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的价值评判决定其行为态度,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贫双赢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文章借鉴感知价值理论构建了农户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理论模型,基于典型民族地区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与其支持项目后期运营意愿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大规模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取得较为明显的扶贫效应,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2）农户对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的赞成率为72.56%,农户愿意支持森林碳汇项目后期运营的赞成率为69.82%,利大于弊的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其中,感知利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 > 感知社会利益 > 感知生态利益,农户对触及自身切身利益的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经济利益感知最高,尤其是对森林碳汇项目开发对外来投资引入的最为敏感。感知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情境风险 > 感知心理风险 > 感知经济风险,鉴于长期、大面积的林业生态建设衍生负面影响日趋扩大和农户对近期、客观风险感知的敏感性使得农户对情景风险的感知最为强烈。     

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现状及对策研究

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是有效缓解并全面消除中国区域性贫困的最大挑战。从西藏实际情况看,农牧区贫困有其成因,自治区采取综合扶贫措施、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就金融精准扶贫来说,还存在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少、市场评估机制不完善,数据整合机制效率低、精准扶贫对象识别难,政策受众认知意识弱、“扶贫”援助经常为“济贫”等问题。西藏农牧区金融精准扶贫应优化金融扶贫资金结构,完善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强化扶贫对象脱贫意识等,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健康扶贫政策提升农村贫困老人主观幸福感了吗？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结束进入过渡期，健康扶贫政策对巩固脱贫攻坚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健康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健康扶贫政策在5%的显著水平下提升了农村贫困老人的积极情感，并在1%的显著水平下降低了其消极情感；机制检验发现，健康扶贫政策通过提升农村贫困老人实际健康状况、降低医疗费用支出的路径提升了农村贫困老人主观幸福感；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健康扶贫政策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了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村贫困老人积极情绪。最后提出逐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拓宽健康帮扶边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树立大健康理念等建议。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ropical Forests—What Scope for Synerg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ate-of-the-art” of the two-way causal links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natural tropical forests. Microimpacts of rising poverty can increase or slow forest loss. At the macrolevel, poverty also has an ambiguous effect, but it is probable that higher income stimulates forest loss by raising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potential forest-led development has to alleviate a country's poverty, in terms of producer benefits, consumer benefits and economy-wide employment. Natural forests widely serve as “safety nets” for the rural poor, but it proves difficult to raise producer benefits significantly. Urban consumer benefits from forest, an important target for pro-poor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re limited and seldom favor the poor. Absorption of (poor) unskilled labor is low in forestry, which tends to be capital-intensive. Natural forests may thus lack comparative advantag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 are few “win–win” synergies between natural forests and 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which may help to explain why the loss of tropical forests is ongoing. This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sustainable forest development” and for the design of both conservation and poverty-alleviation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