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     

服务贸易、结构变迁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前向关联效应与后向关联效应

本文利用30个省份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共计120张投入产出表，结合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细分种类的服务贸易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服务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服务贸易可以显著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前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277%；后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882%。(2)随着产业结构变迁，服务贸易的后向关联效应依旧可以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前向关联效应则无法为服务业TFP的增长提供支撑。(3)细分行业后发现，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结构变迁诱发前后向关联效应对TF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发挥服务贸易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实现长期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98个国家的OFDI数据,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考察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影响,检验了OFDI累积优势效应及其对制度差异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均存在显著的OFDI累积优势效应,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都有显著反向调节效应,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效应均弱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还发现双边贸易、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距离成本等也是影响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     

多措并举 建服务贸易强国

当前,世界经济与贸易出现了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倾斜的发展趋势,全球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近70%,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比重近20%。且相关数据表明,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出口的正效应大于进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仅能够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地位,对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我国总体创新能力也大有益处。     

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技术创新

文章在阐明制度变迁、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包括投入能力、产出能力、扩散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在内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制度环境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OFDI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显著正效应,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面板协整检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OECD八个国家1980—2004年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总值的数据,根据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运用FMOLS和DOLS协整估计方法研究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从长期来看,服务贸易进口对于服务业发展具有更显著的促进影响,而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     

OFDI影响国内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及其门槛效应

为了探究我国OFDI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否会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扩大内需政策产生挤出效应,本文首先利用我国2003～2007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十分显著的挤入效应,并且其挤入系数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的门槛面板分析则进一步发现,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OFDI及其出口规模的影响。只有OFDI跨越单一门槛值时,才能对国内资本形成产生挤入效应;而出口则存在3个门槛,出口额跨越的门槛值越高,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入效应越显著。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是贸易发展的主线。服务业目前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力军,也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是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服务业同时也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足、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相互带动能力不强、外资来源地单一,是制约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理念,以其互动共生、协同发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     

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市场需求、经济复杂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以内循环为主，构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中，东道国市场需求不仅是外循环伸展的基础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文章主要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的经济联系，瞄准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析东道国市场需求对中国OFDI的定量影响；第二，引入“第三国”效应，实证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空间经济影响；第三，引入经济复杂性变量，剖析其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OFDI整体上呈现趋近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性，东道国经济复杂性强化该特性。其次，引入“第三国”效应后，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周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刺激中国对东道国投入更多OFDI；最后，引入经济复杂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被促进，说明加工体系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的东道国不仅依据自身特性吸引中国OFDI，而且辐射其经济影响，帮助周边其他东道国获得中国投资者青睐。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新兴国家OFDI投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而且为新形势...     

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研发资本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的研发劳动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推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服务业开放对人均GDP的拉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东部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政府挤占了企业人力资源吗——来自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证据

文章在异质性模型基础上，引入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企业出口质量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在政府与企业间的配置是决定企业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政府对人才的过度占用将导致其对高技能劳动的"竞争效应"高于生产率"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企业的出口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文章采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其匹配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但是却挤占了企业生产中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使用，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所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竞争效应"显著高于公共物品"溢出效应"，从而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变量的度量、模型形式设定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稳健；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部门对企业人力资本的"竞争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地差异性，对与政府人力资本结构更为相似行业的出口质量压抑效应更大；在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动态分解后，文章研究发现政府与企业间人才配置对出口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源自于在位企业的企业内与企业间效应，而非进入与退出效应。     

政府监管政策变革对出口消费品质量影响

驱动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以2011-2017年广东12个行业出口消费品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简单线性回归和双重差分法评估政府监管政策变革对出口消费品质量（出口消费品合格水平、市场感知质量）等两个维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监管政策变革显著提升出口消费品质量水平，对实验组样本产品合格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普遍好于对照组；同时，政府监管政策变革对出口消费品市场感知质量的影响与行业关联，能显著提高部分行业的市场感知质量，如：家电、照明设备、仿真饰品、信息技术设备、纺织品服装、家具等行业。鉴于此，政府质量监管应结合行业发展特点，创新监管模式，进一步推进"管检分离"，大力发展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采信等，以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出口消费品质量发展生态环境。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路径研究

随着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贸易关系安排（CEPA）政策的出台,粤港澳经济合作特别是服务业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现实,本文从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概念出发,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模型,根据香港与内地生产者服务贸易特点的相关变量,对CEPA政策实施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现状、问题及现实路径。研究表明,大力引进港澳服务业,特别是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切实促进前海、横琴等试验区发展,全面落实相关政策的衔接以及相应纳税政策是促进三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路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外贸出口的影响——基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经验数据

文章选择了出口贸易额较大(约占全国80%)的六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六省市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出口额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业的产业集群对各省市出口贸易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建议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群促进出口的增长。     

中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出口现状和市场分析

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是最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方式。本文利用最新的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出了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现状，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中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作了市场分析，最后给出促进我国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出口的政策建议。     

比较优势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行业比较优势真的很重要吗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2-2011年的企业微观数据,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和倍差法,研究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能够显著的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从企业异质性的估计结果来看,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以及出口产品多样性的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更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转向比较优势行业时,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出口阅历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出口强度的影响不显著;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要素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以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探究产业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论表明:第一,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这种促进作用对市场寻求型OFDI更大,集聚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开拓市场,并没有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第二,集聚区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越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高,表明地区-行业内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第三,产业集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作用,并且对民企和中等规模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集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第四,生产率提升是现阶段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渠道,中国产业集聚可能存在国内产业转移、国外寻求市场的发展道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cessing trade, and the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

China's export structure has shown a rapid shift towards more sophisticated industries. While some believe that this trend is a result of processing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evidence is mixed. This paper examines variations in level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across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 find that an industry's level of export sophistic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share of wholly 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from OECD countries and the share of processing export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hare of processing exports of indigenous Chinese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the relative export prices of Chinese goods, which measure within-product export sophistication, shows a similar pattern.     

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可以通过"绿色贸易壁垒倒逼效应" "规模经济效应" "出口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之后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出口的扩展边际还是集约边际,均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了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和稳健性检验。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会受到企业和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影响:高创新策略可以增强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出口可以更好地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文章通过构建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出口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微观视角考察出口能否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以及异质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在当前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为更好发挥出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