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冲击将深刻地影响实体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本文以2007—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合作创新，但是并没有显著地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和增加企业间的研发溢出来实现。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成长期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分解发现，底层技术层面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合作创新均具有促进效应，而区块链技术和实践层面的数字技术运用对合作创新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合作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食品企业规模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4-2010年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面板数据,在产业集聚视角下对企业规模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规模竞争力对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促进效应,影响途径主要通过对效率改善的正面作用,技术进步效应表现出行业差异性。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效率改善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以及综合TFP效应存在行业差异。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企业规模竞争力生产率效应间接作用发现:产业集聚一方面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效率改善,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大企业获得技术进步提高。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国有资本参股能否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了重要契机。本文运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运营能力提升、财务状况改善及创新要素投入强化三种机制得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并不存在所谓“避险”偏好,反而能够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创新创业环境较差、市场估值较低组别中的民营企业,反而能起到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作用。特别地,国有资本参股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在促动“绿色-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塑成方面带来显著效果,有助于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本文研究不仅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还有助于优化国有资本体制机制改革。     

碳交易是否提升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碳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产业集聚角度探讨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且在高层级城市表现的更为明显。分行业看，制造业集聚在碳交易政策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起到U型调节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两业协同集聚均能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协同集聚的促进效应更大。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中碳交易政策的促进效果更好。据此，为加强碳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本文提出要以技术进步与效率追赶双轮驱动为发展路径，建立城市间绿色发展的协作创新机制，重点加快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程，继续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     

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新证据

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文章创新性地选择了管理效率这一微观视角,就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通过回归发现,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管理效率基于当前的均值每提升10%,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1.72%~2.92%,管理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就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展开了进一步验证,分析发现：管理效率可以通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和开放性程度的提升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文章建议企业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应配合对相应的机器设备和交流环境进行优化,以实现企业的高效和持续发展。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产业集聚、企业特征与制造业技术进步——基于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的地区集中能够产生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效应,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该文在现有集聚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异质性的集聚经济模型,分析了企业特征不同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估算了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区位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江苏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集聚经济效应受行业中企业数量、企业所有权等企业特征以及行业规模扩张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政府财政压力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土地资源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问题。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利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了各地区劳动增强型生产函数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利用面板数据动态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东部向西部递减的特征;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短期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的“财富效应”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来实现;长期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资源错配因对研发投入、二产占比和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而产生。研究表明,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双创生态发展,抑制行业生产效率,挤出居民消费,进而影响区域发展质量。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与经济利润

传统宏观经济增长的分解框架仅仅关注微观的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无法识别要素层面的这两种效应以及两种要素的经济利润。为此，文章借助一个新的基于要素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增长动能、配置效率以及经济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其产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结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以及不同地区均适用。中国工业企业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2）企业自身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增进效应贡献最大，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抑制效应大小来看，其抑制作用抵消了企业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具体到资源配置效率程度大小来看，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年均恶化程度至少是劳动配置效率的两倍，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微弱。（3）就要素获取的经济利润份额来看，资本占优，高达3.2%，资本利润是劳动利润的至少四倍，劳动利润的上升极为有限。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获取了更大的资本利润，而外资获得了更多的劳动利润，体现了外资进入中国的战略取向。东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说明其反哺中西部地区的必要性。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我国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999—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对西部地区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及分解。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有效提升,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且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城市的效率分布特征来看,多数城市经济发展并非只是投入型增长,仍然存在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程度不均衡的情况。此外,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府行为、资本深化程度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研究认为,西部城市应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生产要素有效流动及资源合理配置。     

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与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对广西1996-2015年的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呈“两阶段”跃升特征。知识型人力资本呈 “两阶梯”增长态势,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价值链低端生产呈 “U”型走势,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不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及Logit回归和PSM-DID基于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研究政府补贴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甄选效应下，规模大、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激励效应下，激励进入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抑制作用，而激励退出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不同企业所有制及补贴强度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通过对影响渠道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和管理性交易成本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