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

针对美国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作者认为:美国出口管制目标复杂,近年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强化了出口管制体系。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标准可概括为:是否涉及敏感技术和武器出口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是否影响到美国战略目标和外部政策目标,是否影响到美国经济利益,是否允许美国对其先进技术出口进行终端使用情况检查。1989年之后,美国对华实施贸易制裁和技术禁运,加强了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这些限制措施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无论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量还是从具体产品分类来看,近年来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确实存在着出口管制错位问题,这直接阻碍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近年来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出现巨额顺差也证实了这一点。     

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中美纺织品贸易长期以来是两国经贸乃至政治领域中的敏感话题。本文立足于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规范当今中美纺织品贸易的体制性框架,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新动向包括:依托WTO规则及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条款巧设进口壁垒;以数量性限制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鼓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的设限行为;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弱化中国输美纺织品的竞争优势等。 通过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法律三方面的成因分析,作者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仅仅是美国牵制中国以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的一个筹码。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北大核心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抑制了中国劳动力就业吗?——基于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析

奥巴马执政以来推行兼具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的"实用主义的贸易政策",其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效应的日益显现也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幼稚产业论的短期分析发现,奥巴马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短期内使美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并引起就业规模扩大,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就业面临较大负面冲击。对中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析发现,奥巴马政府单方面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将造成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和失业人数增加,而中国劳动力就业数量不降反升。面对奥巴马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中国政府部门应与美国积极开展战略经济对话并鼓励国内企业通过"走出去"增加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超越接触”：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的对华政策辨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从讨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逻辑与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入手,揭示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依据,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利益交汇错综复杂,虽然美国此次全球战略调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但美国并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实施对华遏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本质上仍属"接触"的范畴,但在新的全球战略格局、亚太区域形势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美国自身战略资源发生萎缩的情况下,它不是对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接触政策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其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的"超越接触"。继承方面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都希望从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获益;都对中国崛起保持防范心理和威慑姿态;都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展开全方位接触。超越方面主要体现在: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其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对从中国崛起过程中获益的期望值明显增大;对华接触手段有所创新;军事威慑在对华接触中的作用大幅增强。     

浅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经济受美国等大国的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分析1979年到2005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的关系,结果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关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建议在新形式下引导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相互协调发展,化解中关贸易之间的纠纷,同时使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贸易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

美国贸易政策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中美双方贸易结构差异和中国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等经济因素、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贸易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等政治因素,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和特点。本文从中美经贸关系现状着手,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以及中美贸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待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度和方法。     

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分析

文章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认为中美两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结构中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是根本性原因。中美两国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加上转口和转口的增加值以及美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会大大缩小中美统计上的差距。亚太地区产业转移的迁移效应使美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中国,美对华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贸易。     

中日与中美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UN COMTRADE数据库SITC一位数分类数据计算了中日和中美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中日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具有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征。而中美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相比中日的贸易系数较小,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更多的产业间贸易特征。FDI和市场开放是促进中日和中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由于日美两国对华FDI的类型不同,日本对华FDI相比美国对华FDI更能促进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中美贸易之开端——“中国皇后”号来华前后

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开启了中美贸易的新篇章。而在此之前,清政府已将南方四口通商变由广州一口通商,并由十三行来管理对外贸易。首航的成功开辟了中美贸易新纪元,对美国海外扩张及中国对外开放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此,中美贸易以激流勇进之势超越了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仅次于对华贸易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英国。很多因素促成了这次伟大航行的成功,这不是个偶然事件,而是酝酿许久蓄势待发的东方之旅。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和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美贸易迅速增长,中美之间的摩擦也不断加剧,本文介绍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并提出了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相应的对策。     

加入WTO十年中美农产品贸易演变

本文通过中美农产品贸易结合度指数、格鲁贝尔—洛伊德产品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产品分散度指数研究了1996～2010年期间中美农产品贸易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农产品贸易紧密程度加大,大宗农产品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产业间贸易趋势,高附加值农产品向产业内贸易发展;同时,中美农产品在出口市场、出口产品结构方面竞争激烈。未来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将以竞争为主,互补为辅,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钢铁对美出口的不断扩大,中、美两国在钢铁贸易领域的磨擦也不断增加。本文分析了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对于避免和减少中、美钢铁贸易摩擦,促进中、美钢铁贸易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品内分工、中美顺差与贸易利益——一个笔记本电脑企业的微观视角

自2000年起的最近十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800余种产品中,笔记本电脑及相关零部件已成为中关顺差形成和扩张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微观视角剖析了中美顺差形成的根源和顺差背后的利益分配.本文证明,虽然以台湾代工商为核心的笔记本电脑及零部件企业群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向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货...     

美在华FDI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美贸易失衡加剧导致两国贸易纠纷频发,人民币也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然而FDI与国际产业转移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且美国作为我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其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不容小视。本文拟通过分析美在华FDI的贸易效应以及在华美资企业的贸易方式与投资动机,挖掘美在华FDI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机制,并对中美经贸的平衡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三元边际——基于广度、价格与数量的分解

本文探讨了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特点。本文首先创建了贸易失衡的三元分解框架,将贸易失衡分解为广度、价格与数量失衡;利用1992～2008年中美HS92版本六分位贸易数据分析了中美贸易失衡的三元边际。结论发现:中国对美国数量顺差,广度与价格却是逆差;这一结论对于不同技术和行业均成立。这说明中美分工格局中,美国占据高端,中国占据低端;美国出口少量、高价、多种类商品,中国出口大量、低价、少种类商品,这是中美贸易失衡的结构特点。这一结构特点反映了中美双方发展水平的差异,短期内很难改变。     

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我国企业外债数据和中美贸易摩擦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显著增加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但对外债的额度和期限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约增加 1.276%。在进行安慰剂检验、以及考虑发债企业信用评级、贸易摩擦影响的时滞性、中美加征关税税额等因素的影响下，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避险情绪、汇率波动和关税成本等渠道影响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最后，文章就中美贸易摩擦下完善外债风险管理、降低企业跨境融资成本提出政策建议。     

中美农产品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关系研究

自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中美农产品贸易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从长期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与中美农产品贸易存在着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中美农产品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均衡关系并不明显。为此,中国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规避中美农产品贸易的短期风险。     

构建中美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必须坚持"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努力摈除不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也是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和"稳定器",中美经贸关系一直在合作与摩擦中向前发展。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应以战略眼光精心培育、构筑两国经贸合作的四大坚实基础:自由贸易根基、互利共赢根基、结构平衡根基、平等公正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