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人口红利黄金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口红利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讨论和关注。本文以第六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数据为基础，研究临沂市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探寻延长人口红利期的对策和建议。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新型城镇化与新人口红利的关系探究

自2013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人口红利问题引起各方关注。文章通过对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分析,明确了在新型城镇化中新人口红利的真正定义,新人口红利就是人的智慧和消费能力外显的过程。所以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就要重视新人口红利的培养,新人口红利将来也会成为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的推进器。围绕两者的主体,人,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使新型城镇化与新人口红利形成相互促进的模式,实现两者的可持续发展。     

广西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研究

广西人口红利期与全国比较,具有开启时间晚、潜在人口红利理论值小、持续时间短的特征。虽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西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确实使经济增长收获了一定的人口红利,但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面临的供求失衡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广西还剩下不到3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期",为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努力将潜在的人口转变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中的某一阶段出现充足供给劳动力和高储蓄率给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人口红利之后将面临高老年人口比所导致的人口负债。本文在理论层面讨论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和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期之后必须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才能保持可持续增长。研究了中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潜在贡献的现实困境,给出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理性建议。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湖南省各年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湖南省人口的转变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口红利期。通过引入相关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变动对储蓄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严峻形势下,提出了如何充分发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The Possibility and Approach to Achiev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Aging China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有关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红利效应的相关研究.为分析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实现的可能性,本文利用抽样人口数据,预测了未来75年我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趋势,指出在未来的大部分年份里,从第一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人口结构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而解决未来养老问题并实现第二人口红利的关键是: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计划.最后,本文从养老金的税收制度、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与积累制养老金制度构建步骤三个角度探讨了未来我国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相关问题.     

“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红利”一经提出，就质疑声不断，作者认为不能用简单的人口总抚养比来解释复杂的人口与经济关系，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其无法论述人口对经济影响细节，无法解释我国经济的涨落和突变，在中国无具体的人或单位收获人口红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多年探索和研究的重要结果，而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本身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两步系统 GMM 方法,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转变带来的较轻人口负担,在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说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老年抚养比的加大在1990—2007年间甚至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