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管、组织冗余与创新投入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5—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从财务冗余视角探究组织冗余在这对关系间的作用。研究发现：女性高管有助于促进企业组织冗余；女性高管和组织冗余均能显著促进创新投入；组织冗余在女性高管与创新投入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组织冗余理论，也为女性高管的创新效应提供了一条作用路径。     

高管技术专长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2012-2016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高管技术专长背景与 企业创新意识数据,基于高阶理论、特质激活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实证检验高管技术专长对企业 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技术专长型高管比例及女性技术专长型高管比例对当期和滞后 一期企业创新投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意识和科技水平在男性技术专长型高管比例与 创新投入之间起到联合调节作用,而在女性技术专长型高管比例与创新投入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 上述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为制造业企业构建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启示。 进一步研究表明：相对于成熟期企业,企业创新意识对技术专长型高管总比例与创新投入的调节 作用在成长期企业中更明显;相对于成长期企业,企业科技水平对技术专长型高管总比例与创新 投入的调节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更显著。     

上海市制造业人力资本特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市和沪市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特征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高管平均年龄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高管团队女性占比对企业创新能力没有显著的影响。     

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异质性、程序理性与决策质量的关系——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影响企业高管团队成员认知与决策的重要情境,文章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维度分析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与程序理性和决策质量的关系。285家企业的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成员经济责任取向正向影响程序理性、负向影响决策质量;法律责任取向正向影响程序理性和决策质量;道德责任取向负向影响程序理性、正向影响决策质量。程序理性的中介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新型研发机构能否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以广东省为例

为评估新型研发机构引入区域创新体系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网络经纪人理论,将广东省颁布新型研发机构管理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研发机构的设立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研发投入发挥中介作用,企业研发集中化、高管团队多元化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研发机构的设立对企业发明专利、对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盈利水平企业创新未产生显著影响。     

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更好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从高管学术背景这一视角，探究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研发投入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合理搭配高管团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均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在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区分高技术行业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技术行业显著,而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则在高技术与非高技术行业均显著。     

高管团队特征与银行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银行创新的中介效应

基于28个上市银行2009—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高管团队特征、银行创新以及银行绩效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创新在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7.21％ 和55.32％.银行创新能力在高管平均学历、女性高管占比与银行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创新能力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     

融资约束、协同创新策略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对融资约束、企业间协同创新策略与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企业协同创新策略对企业研发投入分别 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和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协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 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企业协同创新的融资约束缓解机制对于大中型企业及出口型企 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对其它类型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显著。据此,促进企业协同 创新,为企业协同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建设,将有利于 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培养。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雪中送炭还是过犹不及：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探讨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研发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适当的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过高的政府补贴反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是无效率的政府干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重新考虑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补贴支持力度，以期更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研发资本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的研发劳动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推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服务业开放对人均GDP的拉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东部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多元化对企业创新投资模式的影响——基于R&D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基于R&D异质性视角，把R&D投资分为探索式创新投资和常规式创新投资，选取149家国内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研究多元化战略对企业创新投资模式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专一化经营的医药企业重视R&D投入的研究阶段支出，进行探索式创新投资（R>0，D=0；R>0，D>0）；多元化经营的医药企业偏好常规式创新投资（R=0，D>0），不愿把过多的资金投放入高风险、回报周期长的R&D研究阶段。研究结果可以为医药企业高管选择创新投资模式、政府对企业创新的金融支持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研发投入能否降低企业产出波动

文章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构建了包含技术种类扩展和质量阶梯升级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模型,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同时受到多样化效应和“创新性毁灭”效应两种效应的作用。文章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验证,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波动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研发强度较低时,研发强度增加将有利于降低企业产出波动;随着研发强度的增大,生产率提升、“创新性毁灭”效应更加明显,企业增加研发强度抑制产出波动的作用逐渐变弱。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多样化效应具有抑制产出波动的作用。因此,企业应保持适度的研发强度便于抑制产出波动、保障生产供给侧稳定。     

知识场活性、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对小微企业双创基地入驻企业的调查数据，构建出以知识场活性为自变量、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并将资源拼凑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场活跃度和知识场开放度均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资源拼凑具有中介作用；定制化服务对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知识场活性→资源拼凑→新创企业创新绩效”这一逻辑主线的研究，对如何提升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中小企业绿色投资？——来自沪深A股中小企业的证据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绿色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最后，从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两个角度提出相应建议。     

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度、企业规模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联系，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效应，其中市场关注度发挥正向中介效应，企业规模能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为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也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融合赋能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数字化融合实现了制造业网络化和信息化,促进了制造业生产加工过程技术创新。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化融合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融合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影响效应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最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次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最小;制造业研发投入起中介作用,数字化融合可促进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增长,从而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