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定价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理论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定价偏离其内在价值会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但在影响方向上存在促进还是抑制的不确定性。基此，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实证结果支持了效率促进假说，资本市场错误估值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将提高4.51%；机制检验表明，股价信息性和股权融资成本是两条促进作用渠道，前者表明管理者可以从股价中学习新的信息进而提高劳动投资决策效率，后者表明股价通过影响企业融资成本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资本市场错误估值既会抑制劳动过度投资，又会抑制劳动投资不足，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异质性影响表现为在股价高估、融资约束高和低壳溢价促进效应更显著。     

金融发展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论文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指出,东道国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和融资效应两种渠道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两种效应的作用相反。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金融发展所产生的融资效应要大于竞争效应,且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系效应,只有当行业的融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这一促进作用才存在。另外,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否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鉴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可能通过管理层激励或外部监督等机制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8年海外子公司规模数据和2011—2018年海外子公司绩效数据分析了董责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责险扩大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表现为海外子公司数量的显著增加。此外,董责险有利于提高企业对外投资绩效,说明董责险的道德风险机制并非占主导地位。进一步检验发现,董责险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促进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更为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强化董责险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董责险通过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和减少企业代理成本两条路径提升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验证了董责险的管理层激励和外部监督机制,但缓解融资约束的机制并未被验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在中国企业中推行董责险和更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我国企业外债数据和中美贸易摩擦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显著增加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但对外债的额度和期限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约增加 1.276%。在进行安慰剂检验、以及考虑发债企业信用评级、贸易摩擦影响的时滞性、中美加征关税税额等因素的影响下，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避险情绪、汇率波动和关税成本等渠道影响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最后，文章就中美贸易摩擦下完善外债风险管理、降低企业跨境融资成本提出政策建议。     

管理者能力、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创新性地将成本粘性引入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提高管理者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从管理者的“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看，成本粘性在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绩效间存在遮掩效应，即管理者能力通过成本粘性影响绩效的间接路径削弱了其对绩效影响的直接路径；成本粘性的遮掩效应具有异质性，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业竞争、实行两职分离可以降低遮掩效应；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放大了高能力管理者的“信息效应”，使管理者能力通过抑制成本粘性降低绩效的间接路径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控制成本、配置资源，提升企业绩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直接融资促进产业发展优势分析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作为一种市场化、社会化的融资机制,和银行间接融资比,在适应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资源配置、融资规模、融资长期效应、吸纳民间投资、风险化解和融资成本等方面的明显优势。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时间较短这一现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模型,刻画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对企业在境内生存的影响效应。通过检验发现,OFDI行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的生存时间,而且投资次数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正U型"关系;投资于发达国家和技术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OFDI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出口密集度和利润率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其中利润率机制滞后且占主导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OFDI对企业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受异质性企业特征和行业调节。文章揭示了投资开放的新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延企业生存时间,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     

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微观层面中国企业数据,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水平并不能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汇率水平带来的"财富效应"与"成本效应"对中国企业是相互抵消的。同时,企业层面的有效汇率波动反而能够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说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着显著的风险偏好特点。另外,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东道国不确定性与中国ODI二元边际: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

关于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文章将东道国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不确定性对中国ODI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东道国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其次,不确定性对ODI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和在东道国不确定性大于中国的国家更明显;最后,引入营商环境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东道国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正向调节效应。     

内生的杠杆阈值、金融加速器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分析

建立一个内嵌金融加速器和名义"债务-通缩"机制的DSGE分析框架,首先证明高杠杆通过金融加速器与名义"债务-通缩"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一方面高杠杆通过金融加速器导致"高杠杆-外部融资溢价"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名义计价的高债务可能导致"偿还债务-通缩-债务负担加重"的"债务-通缩"风险。进一步,虽然高杠杆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不同经济条件下债务的可持续性不同,杠杆阈值具有内生性,经济体最高能承受的杠杆率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与金融市场信息效率、债务合约、储蓄率、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相关。文章为供给侧改革与去杠杆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方面要降低宏观债务负担,另一方面要提升经济承担杠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提示去杠杆要避免骤然紧缩信贷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区域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情境探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意义重大。基于2005—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数据,分析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不足”企业和“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行业竞争能力越强以及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关于山西省城镇居民家庭理财投资状况的调查分析

对山西省城镇居民家庭理财投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山西省居民家庭理财投资存在的问题：山西省城镇居民家庭理财投资过分依赖储蓄;理财投资观念不科学;获取理财知识的途径不规范;理财投资风险倾向性偏向于保守;理财投资缺乏科学的规划。建议：合理使用各种理财工具;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建立健全理财专业知识的普及渠道;树立正确认识风险和防范风险的意识;制定科学合理的理财投资规划。     

Bankers on the Board,Market Competition,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Abstract

Bankers on the board are expected to act as a fund-raiser and to help lowering financial costs, but they can impos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We empirically analyse the impact of banker-directors on corporate leverage and investment, using Korean firm dat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12. Bankers on the board turn out to play different roles depending 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acroeconomic circumstance. In less competitive industries where banks are less concerned about financial distress as a creditor, the presence of bankers on the board has higher leverage and more active investment, which can align with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However, in mor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here firm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financial distress and external financing, bankers on the board do not always increase leverage and investment, which can be divergent from the interest of shareholders.     

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研究——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科技的创新投入实现技术突破。而资金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显得非常重要,既要推进社会资本投资,也要政府做好政策与资金的引导工作。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2015—2019年的数据来分析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都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债权融资的抑制程度强于股权融资;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具有抑制作用,而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并不会产生影响;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只会显著增强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不会产生调节作用。因此提出,政府在继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补贴力度的同时,要建立客观高效的补贴对象筛选标准,极力避免筛选过程中的"产权歧视"问题;我国应当继续完善股权融资制度,强调长期价值投资理念,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的环境;银行应提供可灵活调整信贷周期的金融产品,并改进抵押贷款模式,降低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贷款门槛;债券市场应多发行战略...     

Capital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Vietnam

Insufficient sources of internal financing and inaccessibility of external financing are acknowledged as crucial constraints on new investmen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capital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investment decision for SMEs in Vietnam. In particular,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apital structure on the decision to seek new investment as well as the choice of its financing sources. The main results reveal that SMEs with high financial leverage tend to engage more in seeking new investment. Moreover,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mong SMEs seeking new investment, those with higher financial leverage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external financing rather than internal financing. These results confirm the dynamic feature of the pecking order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SMEs’ capital structure in Vietnam.     

CEO财务经历与企业创新——基于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的双重视角

财务行业是一个具有风险属性和资本属性的特殊行业，财务经历有助于塑造CEO良好的风险认知和融资能力。文章基于烙印理论，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双重视角研究了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采用PSM-DID、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亦成立。具体而言，CEO财务经历主要是通过发展CEO的"风险认知烙印"和"融资能力烙印"两种烙印效应来促进企业创新；CEO财务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CEO外部薪酬差距更大、CEO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发现烙印效应可能是解释CEO财务经历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这为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提供了相关理论依据。     

不确定环境下的财务柔性理论及其本质

不确定环境下,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财务柔性。企业财务柔性的本质是以柔性组织理论、资源约束理论、动态能力理论、权变理论及融资理论为基础,与财务保守、财务冗余有着本质区别;不确定性和环境波动是财务柔性的前提条件;为应对不确定性和环境波动,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获取柔性财务资源,储备财务柔性;财务柔性具有缓冲、适应及创新的功能。对财务柔性本质的探讨踏实了财务柔性的理论基础,丰富了财务柔性的理论,对财务柔性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多元化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融资

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然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乏、融资比较困难。本文就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融资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融资的四种途径:PPPs、BOT项目融资、民间投资、金融市场。通过多渠道融资,完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交通运输能力,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发展。     

县级城市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投资业务问题与对策

个人理财业务作为银行界的新兴业务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各家银行陆续推出不同的理财产品以吸引不同层次的投资者,在保证银行获利的同时为客户开发出潜在的财富,实现"互利双赢"的局面。面对收益增长带来的风险提高,本文围绕个人理财业务的品种、风险与利益、存在问题等方面,通过对浙江宁波余姚多家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调研,针对性地分析了当前在县级城市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投资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个人理财业务的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