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近年来,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静态视角来看,信任对于减少绝对贫困有积极的作用,但某些形式的社会资本难以减轻绝对贫困,关于社会资本是否能减轻相对贫困则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从动态视角来看,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保险的机制平滑消费、减轻暂时贫困,通过促进融资和创业、保护产权、促进公共品提供和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消除长期贫困。总的来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反贫困的积极作用有减弱的趋势。本文基于理论评述,提出了深化社会资本的减贫理论机制（尤其是对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改进社会资本测量、加强因果效应识别等未来的研究方向。     

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近年来,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静态视角来看,信任对于减少绝对贫困有积极的作用,但某些形式的社会资本难以减轻绝对贫困,关于社会资本是否能减轻相对贫困则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从动态视角来看,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保险的机制平滑消费、减轻暂时贫困,通过促进融资和创业、保护产权、促进公共品提供和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消除长期贫困。总的来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反贫困的积极作用有减弱的趋势。本文基于理论评述,提出了深化社会资本的减贫理论机制（尤其是对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改进社会资本测量、加强因果效应识别等未来的研究方向。     

社会资本、农地流转与农户消费扩张

中国农户消费转型升级引发各方关注,但鲜有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及其微观作用机理。文章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和生计策略调整对农户消费的传导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农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影响的社会资本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消费基尼系数总体呈缩窄趋势,但农地转出农户相比农地转入农户具有更高的人均消费支出及消费不均等程度;（2）农地流转能够影响农户关键自然资本改变和生计策略调整,从而显著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且参与农地流转农户相比未参与农地流转农户具有更高的消费动机;（3）社会资本在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过程中对农户消费存在微观中介效应,即社会资本越高的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越大,且能够通过提高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机会和扩大其多元化收入来源,间接提升农户消费水平。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应积极有序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地转出户非农就业,并强化农户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农户多元化收入,从而全面助推农村消费转型升级。     

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

在着力改善双向循环经济结构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返乡创业潮为深挖农村消费大市场和激活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文章借助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在利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等多种方法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在作用路径上，返乡创业不仅能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能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而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进一步释放。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活动对中西部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同时，返乡创业不仅能增加家庭消费多样性，促使农村家庭消费由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倾斜，还可以改善当地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状况，使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由此，在有序扩大返乡创业试点实施范围的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提升劳动力创业能力和优化农村创业环境，为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和改善农村居民福利提供有利条件。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农户经济消费的二元逻辑:安全逻辑与宣示逻辑

农户的经济消费是消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以西北乔村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有关统计资料对农户经济消费行为的研究,本文提出农户家庭的经济消费俭奢并存的二元逻辑:在保障家庭成员日常生活需要的日常消费中,遵循"能省则省"、"勤俭节约"的安全逻辑;在维护家庭成员获得社会认同的住房消费、家庭重大仪式等认同性消费中则遵循"竭尽全力"、"能花则花"的宣示逻辑。这种农户经济消费的二元逻辑延续了中国传统社会俭奢并存的消费伦理,更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消费主义伦理在农村扩张的结果。     

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与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轮调查数据测度我国机会不平等程度,研究机会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将显著抑制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流动性约束和经济地位渴求影响居民消费。扩展研究发现,机会不平等主要挤出了居民普通消费支出,且这一抑制作用对农村户籍、受教育程度低和体制外的家庭更强;而民生性财政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消减机会不平等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从机会不平等视角为全面促进居民消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均对家庭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且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更明显。进一步探讨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发现金融素养和社会资本对家庭创业的选择具有替代作用,具体来看,同村/同城亲戚数量促进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作用,而文化娱乐支出削减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此,在金融素养培养上,金融机构及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引导创业者主动学习金融知识;在社会资本加强上,相关部门应搭建创业者与企业家交流联系的渠道,创业者也要有意识积累创业人脉,拓展社会资源。     

基于资本急停预防的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研究

一系列金融危机之后,外汇储备增长逐渐由交易动机转向危机预防。本文基于Jeanne和Rancière(2006)的跨期模型,根据外汇储备平滑资本急停时国内消费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观点,推导出最适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公式,然后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中国外汇储备需求的最优水平。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实际外汇储备规模进行统计口径的调整之后再与测算值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在2004年前应对资本急停的外汇储备不足,2004年后开始超额。此外,我们结合资本急停发生时的汇率变动、资本急停发生概率的变化等对模型进行了扩展讨论。     

河南省农村家庭消费者市场的现状及特点

随着金融危机的远去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河南省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消费者占河南省消费者的大多数，在社会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旨在研究后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农村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特征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为提高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引导农村家庭健康消费、改善农村家庭生活质量作贡献，为政府和商家开拓农村市场、发展农村经济提供数据参考和建设性意见，为河南省的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再评消费资本化理论——消费资本化理论应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消费资本化理论是经济学理论模式上的一大创新，这个理论将占21世纪主流经济学地位，成为影响本世纪乃至下世纪的一个经济学理论。 ——从计算经济的角度，来量化消费资本化理论，可以使其更加严谨、更加客观。因此，物理学家定会在定量这个方面尽可能提供最有效的工具来帮助完善这一理论。 ——消费资本化理论实际上是一个调度社会总资本的武器，它所产生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应当属于世界经济范畴。 ——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实践可以产生大量的消费者，既能使人们生活得到改善，也可以使资本有利可图，从而吸引大量的投资。该理论甚至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路径，促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消费资本化理论第一次把消费与生产并列，准确地为消费定位。货币资本、知识资本、消费资本，三种资本联动，将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子女性别、数量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农村家庭成员构成中,子女数量普遍偏多,且男女比例很不协调,对家庭消费造成了较大影响。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动与子女性别、数量的数据整理,调查研究两者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分析两者之间存在联系的原因,揭示了子女数量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提出促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加,培育和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施和办法。     

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改革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为例

<正>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供销合作社以信用合作为支点推动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建设,通过规范农村合作金融市场、优化农村信用服务、强化金融产品供给等,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政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动机制,鼓励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打捆打包按规定由市场主体实施,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供销合作社以信用合作为支点推动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建设,通过规范农村合作金融市场、优化农村信用服务、强化金融产品供给等,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     

中国经济转轨中社会资本存量的制约与重构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资本具有过渡的性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转轨时期社会资本存量的积极作用正在减退,已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必须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增加现代意义社会资本的规模,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     

消费者信心影响中国家庭消费的实证诠释

作为对消费者情绪的一种概况及量化描述,消费者信心指数可以先行揭示宏观经济的变化规律,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从而对家庭消费有一定的影响。利用2003-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有关资料,利用回归模型和因果引导关系模型,实证研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对我国城镇家庭及农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认为:消费者信心指数能够先行预测城镇家庭及农村家庭的消费增长,且对两者的影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信心指数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解释能力强于城镇家庭,究其成因在于农村家庭消费的乐观倾向。     

家庭内部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当前我国家庭人口结构的典型特征。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消费支出、消费率和消费结构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老年人口比却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率。这一结论经过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少儿人口比和老年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第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农村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低收入组家庭及健康状况较好家庭的老年人口比的上升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更大。少儿人口比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城镇家庭、中部地区家庭、中高收入组家庭及低教育程度家庭中是显著的。本文的结论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为扩大居民消费的路径提供了研究依据,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健康冲击、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脆弱性——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户健康受损时,会通过"劳动效应"、"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影响其经济脆弱性,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的连接下,通过及时获取信息与资源等对农户经济产生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数据实证分析了健康冲击和社会资本对农户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处理效应模型解决内生偏误问题、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后,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会通过挤占效应和情感效应两条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分项指标则通过信任渠道机制对农户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男性户主更易因遭受健康冲击而陷入经济脆弱困境,处于劳动年龄的户主在利用社会资本缓解经济脆弱性方面更具优势;而社会资本在缓解健康冲击对农户经济脆弱性中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等非正式机制逐渐被正式医疗保障机制所替代。在稳健性检验中,构造基于预期贫困定义的贫困脆弱性指标（VEP）进行替换变量回归,进一步证实所得结论。文章的政策涵义在于,应加强对于农户健康风险的管理,并重新挖掘社会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缓解经济脆弱性,阻断贫困。     

信任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及演变北大核心

作为影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信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在金融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及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就我国现阶段市场化水平来看,普遍信任能够显著促进金融发展,而特殊信任则会对金融发展形成阻碍。不论是普遍信任还是特殊信任,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效果都是不断变化的。在市场化初期,特殊信任对小范围内的资金融通具有积极影响,普遍信任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普遍信任与市场化程度的互补作用得以发挥,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特殊信任的作用则逐渐削弱。本文研究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生命周期对我国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研究

家庭是一个动态的消费主体,每个生命周期阶段中的家庭,其消费意向、消费结构和水平都具有独特的特点。与此前主要关注家庭消费行为结果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重点关注家庭消费行为的心理倾向,致力于从消费行为学的角度来探索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意愿不同层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在消费总量、消费档次、借贷消费、奢侈品消费及不同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意愿上会呈现不同的偏好,在特定产品和服务消费意愿的作用强度也具有明显差异。满巢2阶段家庭是当前我国社会消费的中坚力量,单身和新婚阶段的家庭是社会消费趋势的引领者,而满巢3、空巢2和孤寡阶段家庭的消费驱动力则明显不足。本研究对于国家消费政策和企业的营销决策的制定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转型时期家庭消费伦理分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消费伦理一直是指导人们消费的道德规范,在家庭消费伦理上也形成了等级有别的伦理规范、重义轻利的道德原则以及知足常乐的节俭美德等一系列道德理念和评价标准.这些消费理念为当时家庭生活的有序开展以及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保障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