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二代涉入如何提升企业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

现有文献从不同理论视角解释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家族成员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配置以及家族成员特征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忽视了处于传承阶段的家族二代涉入问题及其对企业的作用。本文从所有权和管理权涉入两个方面分析家族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16家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家族二代所有权涉入程度凸显了家族财富的传承意愿,对资本市场的价值反映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管理权涉入的调节作用表明,家族二代的管理权配置是对家族所有权继任行为形成的“一致性承诺”,使二代家族所有权涉入和管理权涉入形成较好的效率配置形式,强化了家族企业持续经营的长期战略导向。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家族传承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未来研究方向,对于家族企业管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价值链依赖——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实证研究

如何识别和利用新机会,降低对在全球价值链上发达经济体主导企业的依赖从而掌握主动权,是家族企业未来能否长期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突破口之一。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本文探讨了家族企业是如何通过实施国际创业活动突破对发达经济体主导企业价值链依赖的作用机理。基于2007—2014年我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创业有效降低了对主导企业的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2）家族企业所有权越高,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创业越能够降低对主导企业的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3）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越强,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创业越能够降低对主导企业的技术依赖,但对家族企业国际创业与主导企业的市场依赖间的关系未能被证实。研究结论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家族管理涉入如何影响并购战略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相比所有权涉入,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将对战略行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文章对2010年-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高管参与对企业的并购倾向及横向并购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与纵向并购则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组织冗余使家族高管参与与并购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得到增强,而家族二代的进入则削弱了家族高管对企业并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讨论家族权威在企业权力体系高度集中的情境,发现家族成员担任企业董事长及总经理与并购倾向的正向关系变得不显著,冗余资源的正向调节机制亦被抑制,但此时家族二代参与反而表现出正向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跨代情境下家族管理涉入层面的多元化而衍生的不同委托代理问题将约束企业并购行为发生的边界,深化了家族企业谋求家业长青与顺应制度经济转型的讨论,为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提供实践建议。     

制度视角的家族治理与企业绩效研究——来自中德上市家族企业的对比证据

家族集中所有权、控制权和家族涉入管理对企业绩效到底有利还是有弊？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上述关系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是否有区别？企业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内外两种机制,内部的家族治理系统是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的补充。我们选取处于成熟市场经济的德国上市家族企业与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进行实证对比,从制度的视角来探讨上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两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家族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结论表明治理结构并不一定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导致不同的作用机制产生。     

日本对西欧开展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日本对西欧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额为因变量，将经济规模、出口额、人口、投资环境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引入引力模型之中，利用引力模型对2008年日本向西欧各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情况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结果显示GDP、出口额、人口、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变量都能较好地解释日本对西欧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情况。其中GDP、出口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呈正相关关系，人口、人均国民收入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呈负相关关系。     

家族涉入程度、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

文章以2007-2012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依托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探究了家族涉入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环境不确定性对这种影响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家族在所有权层、治理层的涉入程度与技术创新投入及产出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当家族企业面临较高的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时,这种负相关关系会减弱。这表明家族涉入程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会依具体情境发生变化,当面临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家族会权衡社会情感财富和未来长远发展,加大技术创新力度。该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东道国国家特征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利于引力模型和商务部公布的分国别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数据,试图检验直接投资理论中所提及的东道国的国家特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两国间距离、共同的语言文化环境和地理位置相邻对吸引我国直接投资有正面的影响。     

华人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再析——基于关系治理视角

关系治理既是华人家族企业极具本土特质的治理模式,同时也是导致其生命周期短暂的重要原因。关系治理在家族企业的初始阶段能整合资源,降低交易成本,可视为一种适应性的制度安排,但是关系治理既限制了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展,同时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一华人家族企业要突破“三代衰亡”之铁律,需要走出关系治理,借鉴契约治理的合理成分。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投资绩效

纵观浙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快速扩张,杭州、宁波、嘉兴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方阵,民营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主体,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聚在制造业领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大幅增强,对浙江经济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家族企业绩效研究分歧及其整合

本文总结了国外家族企业绩效研究的分歧,并运用代理理论和资源观理论对这些分歧进行了整合.家族导向五因素会影响家族涉入强度,而家族涉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双重影响.依据代理成本和企业资源两个维度,家族企业可分为宗族、夫妻、职业和自利四种类型.相关研究表明宗族型家族企业和职业型家族企业的绩效比非家族企业好,自利型家族企业的绩效比非家族企业差,而夫妻型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绩效比较的结果难以确定.     

基于资源观视角的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竞争优势探讨

家族涉入是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也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过去对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讨论局限于静态的视角,本文从资源观的视角分析了家族涉入给家族企业带来的资源贡献和造成的潜在问题,指出资源的价值是随着企业的需求动态变化的,并且提出适当的资源管理是家族企业发挥资源效能,争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制度门槛、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世界73个经济体2000~2008年数据和动态门限,将制度质量作为经济发展对OFDI影响的门槛并结合金融因素探究对外投资特征,有效补充了IDP理论的适用性。主要结论:(1)制度质量对OFDI的促进存在双门槛作用;(2)经济发展水平对OFDI的促进产生非线性影响,政府促使本国对外投资产生跨越式发展;(3)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对外投资,但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机理不同;(4)制度质量与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对发达新兴经济体产生负向影响,对发达经济体产生正向影响。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对发达经济体产生正向影响,但对新兴经济体影响更显著。     

职业化——家族企业的华山一条路？

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家族化管理”和“职业化管理”。而本文认为：在家族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还有一种“延续家族化管理而不能，转型职业化管理又不愿”的“业余化管理”，它才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最大瓶颈。     

关于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家族化问题

以家族为基础成长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处于产权革新阶段,由产权引发的治理结构问题在成为制约民营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文章首先对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归纳分析;然后基于委托代理论,对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家族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分析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家族化面临的问题,说明企业成长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家族企业沿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路径变迁,并最终过渡到由支薪经理所支配的现代股份公司。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股权的家族化、家族高管与家族企业业绩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A股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年度数据,从家族企业股权家族化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股权家族化对家族企业业绩以及对企业是否聘任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管的经验影响关系。结果发现：（1）同等条件下,控股家族股权分配的家族化水平越高,其经营业绩表现越差;（2）家族成员担任CEO或董事长等关键高管会加剧股权家族化对家族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关系;（3）同等条件下,公司股权的家族化更可能促使家族企业聘请家族成员担任CEO或董事长。此外,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非核心家族成员参股企业会降低股权家族化与聘请家族成员担任公司CEO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我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减少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流量,而对我国贸易进口流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是以突破和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为主。我国对资源丰裕类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增加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流量,存在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信任约束、交易费用与内部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行为模式分析

华人家族企业较重视“五缘”关系,特别是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家族主义人际信任的认知基础。人际信任关系的不同对交易费用产生重要影响,现阶段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模式（表现为关系治理）是现存儒家文化积淀和现有企业规模上的最小交易费用安排。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将被“理性”的制度化治理所取代。     

“金砖五国”对美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金砖五国"对美国的OFDI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金砖五国"对美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显示,"金砖五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偏小主要受产业结构相似度的影响。其中,"金砖五国"与美国产业结构相似度对美投资影响为正主要是因为,两国禀赋差异较小,要素的相对价格相似,投资时复制美国的生产成本较低,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金砖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对美投资影响为负主要是因为,"金砖五国"以制造业的对外投资为主,更多投向新兴经济体或转型经济体。因此,"金砖五国"可以通过对本国服务业的大力支持来继续扩大对美直接投资。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